2017公務員聯考申論熱點一：“老師不敢批評學生”誰之過

　　在這樣的情形下，學生作為獨立的個體，贏得越來越多的重視和尊重，也就成為大勢所趨。那些原來見怪不怪的體罰陋習，已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上有師德“紅線”，下有自媒體遍地開花、“捂蓋子”越來越難的社會監督，一些品行不端的老師受到了懲罰，敢于觸碰底線的人越來越少。

　　然而，凡事過猶不及。“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學生做得不對，老師自然要批評，假若是非不分，如何稱之為“教育”呢?問題似乎就出在這里。今天的孩子，都是每家每戶的“小皇帝”“小公主”，自出生就三代六口圍著轉，不但習慣了對長輩呼來喝去，長輩還一副“很受用”的模樣。試想，這樣的孩子進入了學校，面對老師的批評，怎能坦然接受?一遇批評，孩子往往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要么“揭竿而起”、離家出走，要么向家長“告狀”。可悲的是，“熊孩子”背后往往是“熊大人”，一聽孩子受了“委屈”，心里便老大不痛快：我都舍不得批評，你竟敢批評，那還了得?

　　學校的校風、校紀、學風也因此走了下坡路。筆者幾次聽到老師私下感慨，“現在這世道，都不敢批評學生了。”

　　老師不敢批評學生，受害的首先是學生本身。比如，面對校園暴力，老師如果不敢大膽出手，及時批評制止，一方面會縱容施暴學生，使其逐步走上歧途;另一方面，也會使受欺凌學生雪上加霜，造成二度傷害。同時，這也是對雙方學生家庭及社會的不負責任。

　　老師不敢批評學生，絕非小事。學生如同樹苗，如不及時修枝剪杈，極易長成“歪脖子樹”。孩子不能在蜜糖和贊美聲中長大，適宜的批評有百利而無一害。很多人長大后對老師充滿感激，就是因為老師及時給出批評，“懸崖勒馬”，避免了更嚴重的后果。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老師感慨，畢業后真正感恩老師者，往往是那些受批評多的學生。

　　在這里，有必要提醒家長一句：溺子如弒子。大多數老師是為了孩子好，很多老師的批評是“愛之深、責之切”。只要批評得對，家長就應該支持老師。況且，孔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尚且推崇“聞過則喜”，一個成長中的孩子，做得不對、做得不好，怎么就批評不得了?反之，如果一個孩子上學時對校紀校規無所畏懼，對老師批評難以接受，等將來長大成人走向社會，能不被社會狠狠“教訓”嗎?能成長為有用之才嗎?

　　當然，作為教師，還是要講求方式方法。畢竟，批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能用藝術化的手段使學生變得更好，才是教育的真諦。

　　2017公務員聯考申論熱點二：捆蔬菜的膠帶有沒有害，該有個說法

　　捆綁蔬菜的膠帶甲醛超標嚴重的報道已經不止一次了。不同地方的質檢機構給出的檢驗結果相差較大，有的顯示不超標甚至指數更低，有的則顯示嚴重超標。專家說法亦無法統一，有的說不會造成危害，有的則稱需要防范。

　　近日，央視記者將一捆用膠帶捆綁的蔬菜送到有關部門進行檢測。測試結果顯示，與膠帶接觸的蔬菜部分甲醛超標10倍!專家指出，目前超市所使用的膠帶基本屬于工業級膠帶，建議消費者購買蔬果后，將膠帶接觸到的部分盡量連皮削掉，或直接扔掉。

　　對于甲醛超標10倍的鑒定結果，許多人估計沒有什么概念，但甲醛的危害的確不小——吸入少量甲醛不會造成急性中毒，吸入大量甲醛會令人出現嚴重腹痛、嘔吐、昏迷、腎臟受損甚或死亡。而甲醛對人體危害最大的爭議，還在于其致癌性。

　　有一點令人困惑，有關超市捆綁蔬菜的膠帶甲醛超標嚴重的報道，已經不止一次了。不少地方的質檢機構都受托檢驗過，結果往往相差較大，有的顯示不超標甚至指數更低，有的則顯示嚴重超標。而專家說法亦無法統一，有的說不會造成危害，有的則稱需要防范——真是云里霧里。

　　而可以確定的是，對于膠帶的使用，我國并沒有相關標準。在國家標準《(GB/T 23509-2009)食品包裝容器及材料分類》中，并沒有關于蔬菜捆綁膠帶的相關規定。而根據《農產品包裝和標識管理辦法》的規定，農產品包裝應當符合農產品儲藏、運輸、銷售及保障安全的要求，便于拆卸和搬運。對膠帶，目前的檢測指標也只停留在外觀、尺寸、初黏性、持黏性等，沒有與食品相關的測試標準。也就是說，即便捆綁蔬菜的膠帶真的是甲醛超標10倍，也可能遭遇無法可依的尷尬。

　　讓人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已經意識到用膠帶捆綁蔬菜的危害，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行動，比如浙江寧海2013年就下發通知，停止使用有黏性膠帶直接接觸包扎蔬菜;哈爾濱2011年也下發了《關于禁止直接使用膠帶對蔬菜進行打捆銷售的通知》。不過，這些規定都是區域性的，尚未形成氣候。

　　從食品安全的角度，從居民身體健康的角度，捆綁蔬菜的膠帶都應盡快有個說法。

　　2017公務員聯考申論熱點三：缺乏操作性的“彩禮標準”不如不出臺

　　結婚是人生大事，對于很多家庭來說，也是家里最花錢的事。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召開會議，要求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婚喪大操大辦作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2016年12月27日，濮陽臺前縣下文件，對紅白事標準進行了明確要求，要求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不執行要被懲戒。文件出臺后，引發了網友熱烈討論。婚事簡辦，離我們還有多遠?

　　眾所周知，結婚大操大辦，尤其是在農村很盛行，彩禮價碼也是一漲再漲，簡直成了人們辦喜事的心頭之患。雖然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提倡節儉辦婚事，但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在一些地方，因為給兒子娶媳婦，一些老人不僅花掉了一輩子的積蓄，還要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有些家庭為此負債累累，甚至傾家蕩產，由此返貧的家庭也不在少數，這對于國家的扶貧攻堅也造成了嚴重影響。不僅如此，高昂的彩禮還惡化了社會風氣，導致盲目攀比。因此，狠剎過度要彩禮等歪風邪氣，有助于文明辦婚事，這一點毋庸置疑。

　　而河南濮陽臺前縣出臺的這個婚禮“指導標準”，就是想號召當地人移風易俗，提倡節儉、文明辦婚事，這一初衷是好的，卻也有很多不可操作性。提倡“不要房、不要車，自己家業自己創”的自強創業觀，摒棄因婚借貸、婚后還賬尤其是讓老人背賬還賬陋習，這些號召非常有必要，雖然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內，車輛總數控制在6輛以內”這一條，就有些不切合實際。試想，在不少農村，很多家庭都是“大家庭”，不但家人眾多，親友、同事、村民加起來10桌人恐怕不夠，所以，超過10桌也有情可原。再者，6輛車也不知是怎么界定的?為什么不是7輛、8輛?如此“量化”還是顯得有些不“人性化”，實際操作起來肯定會走樣。

　　還有“重頭”彩禮，提倡彩禮不得高于6萬元，可是有些家庭連這個數還沒達到，尤其是在某些貧困地區，那么這個“指導標準”豈不在暗示低于6萬就是“丟面子”嗎?而有些婚禮的婚車也達不到6輛，那是不是也因為“不達標”而顯得“丟面子”呢?在農村，有不少人對面子看得很重，那么“指導標準”是不是就有誤導之嫌呢?

　　婚事畢竟屬于民俗，相關部門有必要引導，但過度干預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如果明知道“指導標準”不太具有可操作性，那還不如不出臺。如今在我國的一些鄉村，就成立了“紅白理事會”。這些民間組織基本上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其中的規定就屬于“鄉村民約”，容易被村民接受。這對簡化紅白事，移風易俗，減少村民的經濟負擔，樹立文明新風起到了積極作用，更是解決了群眾“不想辦而又不敢不辦”的難題。這樣的“理事會”才切合實際，既可操作，又受群眾歡迎。

　　所以，河南濮陽臺前縣出臺的婚禮“指導標準”，出發點是好的，但操作起來難度很大。結婚是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一些不良的消費觀念至今未除，導致彩禮價格畸高、人情攀比、大吃大喝等不良社會風氣日趨盛行，不但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還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建設新農村有很大的負面形象。政府部門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這都可以理解，但要想把群眾的注意力引向正確的方向上來，不是靠出一個文件就能見效。而是要從根本上讓群眾知曉節儉的意義，鋪張浪費的危害，移風易俗的迫切性，就是要把事情說清楚、搞明白，引導群眾破舊俗、做文明人、辦文明事。由此，出臺文件還不如成立更多的“紅白理事會”可行。隨著人們思想意識的提高，節儉辦婚事，一定會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結婚是人生大事，對于很多家庭來說，也是家里最花錢的事。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召開會議，要求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婚喪大操大辦作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2016年12月27日，濮陽臺前縣下文件，對紅白事標準進行了明確要求，要求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不執行要被懲戒。文件出臺后，引發了網友熱烈討論。婚事簡辦，離我們還有多遠?

　　眾所周知，結婚大操大辦，尤其是在農村很盛行，彩禮價碼也是一漲再漲，簡直成了人們辦喜事的心頭之患。雖然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提倡節儉辦婚事，但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在一些地方，因為給兒子娶媳婦，一些老人不僅花掉了一輩子的積蓄，還要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有些家庭為此負債累累，甚至傾家蕩產，由此返貧的家庭也不在少數，這對于國家的扶貧攻堅也造成了嚴重影響。不僅如此，高昂的彩禮還惡化了社會風氣，導致盲目攀比。因此，狠剎過度要彩禮等歪風邪氣，有助于文明辦婚事，這一點毋庸置疑。

　　而河南濮陽臺前縣出臺的這個婚禮“指導標準”，就是想號召當地人移風易俗，提倡節儉、文明辦婚事，這一初衷是好的，卻也有很多不可操作性。提倡“不要房、不要車，自己家業自己創”的自強創業觀，摒棄因婚借貸、婚后還賬尤其是讓老人背賬還賬陋習，這些號召非常有必要，雖然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喜宴酒席控制在10桌以內，車輛總數控制在6輛以內”這一條，就有些不切合實際。試想，在不少農村，很多家庭都是“大家庭”，不但家人眾多，親友、同事、村民加起來10桌人恐怕不夠，所以，超過10桌也有情可原。再者，6輛車也不知是怎么界定的?為什么不是7輛、8輛?如此“量化”還是顯得有些不“人性化”，實際操作起來肯定會走樣。

　　還有“重頭”彩禮，提倡彩禮不得高于6萬元，可是有些家庭連這個數還沒達到，尤其是在某些貧困地區，那么這個“指導標準”豈不在暗示低于6萬就是“丟面子”嗎?而有些婚禮的婚車也達不到6輛，那是不是也因為“不達標”而顯得“丟面子”呢?在農村，有不少人對面子看得很重，那么“指導標準”是不是就有誤導之嫌呢?

　　婚事畢竟屬于民俗，相關部門有必要引導，但過度干預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如果明知道“指導標準”不太具有可操作性，那還不如不出臺。如今在我國的一些鄉村，就成立了“紅白理事會”。這些民間組織基本上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其中的規定就屬于“鄉村民約”，容易被村民接受。這對簡化紅白事，移風易俗，減少村民的經濟負擔，樹立文明新風起到了積極作用，更是解決了群眾“不想辦而又不敢不辦”的難題。這樣的“理事會”才切合實際，既可操作，又受群眾歡迎。

　　所以，河南濮陽臺前縣出臺的婚禮“指導標準”，出發點是好的，但操作起來難度很大。結婚是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一些不良的消費觀念至今未除，導致彩禮價格畸高、人情攀比、大吃大喝等不良社會風氣日趨盛行，不但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還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建設新農村有很大的負面形象。政府部門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這都可以理解，但要想把群眾的注意力引向正確的方向上來，不是靠出一個文件就能見效。而是要從根本上讓群眾知曉節儉的意義，鋪張浪費的危害，移風易俗的迫切性，就是要把事情說清楚、搞明白，引導群眾破舊俗、做文明人、辦文明事。由此，出臺文件還不如成立更多的“紅白理事會”可行。隨著人們思想意識的提高，節儉辦婚事，一定會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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