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公務員申論熱點時評(一)

　　最近，房地產成為社會各方關注的熱門話題。與房市態勢相呼應，今年以來居民房貸增長迅速，相比而言，企業信貸卻顯得有些冷清，甚至出現負增長。信貸一頭熱、一頭冷，是值得思考的經濟現象。

　　以8月份數據為例，新增人民幣貸款9487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755億元，其中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5286億元。新增貸款中住戶貸款占了一半多，尤其是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勢強勁，可謂近來新增貸款的第一主力。與此同時，企業信貸表現較弱：繼今年4月后，8月企業信貸再次出現短期和中長期信貸當月雙雙負增長，分別減少1172億元和80億元。

　　居民房貸“挑大梁”，企業信貸卻下降。為什么冷熱不均?應當看到，這一現象有其合理性。在經濟結構面臨深度調整特別是“去產能”“去杠桿”的大背景下，企業總體信貸需求不會像經濟上升期那么旺盛，很多行業、產業正經歷著蛻變，轉型升級難以一蹴而就，部分企業會主動選擇壓縮產能、減少投資，這是結構調整的應有之義。而且，隨著金融體系不斷完善，企業融資渠道越來越多，對銀行貸款的需求會相應減少。此外，今年債務置換和核銷處置力度較大，也減少了很多存量企業貸款。綜合這些因素考慮，當前企業信貸狀況并非數據表現出的那般微弱。

　　盡管如此，企業貸款需求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據央行今年第三季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當季貸款總體需求指數為55.7%，較上季下降1個百分點，這已是該指數連續第二個季度下降。在目前的融資格局下，銀行貸款仍是金融支持發展的“主力軍”，如果企業貸款尤其是中長期貸款持續不振，難免會影響增長后勁，傷及實體經濟。如何讓企業信貸回歸應有的活力，調動起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是亟須考慮的問題。

　　從資金需求角度看，很多企業貸款積極性不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投資信心不足。經濟上升期，投資機會俯拾皆是，企業借錢的積極性自然高漲。而在當下，既面臨下行壓力，又經歷結構調整，賺錢機會就不那么好找。一些企業苦于找不到前景好、回報高的項目，只得進入“潛伏”狀態。正因為此，雖然整體流動性相對充裕，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卻不太順暢，運用轉化效率不盡如人意。對此，需要更多從供給側加大力度培育新興產業，形成新的資金需求洼地，讓市場上多一些企業愿意投資、銀行愿意貸款的“香餑餑”。資金需求洼地多了，自然能激發企業的投資熱情，資金就可以流向發展前景好、投資回報佳的行業和產業，形成更優化的信貸資源配置。

　　從資金供給角度看，銀行支持服務實體經濟還要再加把力。這幾年，很多新興行業快速增長，對資金需求相當迫切。即使是一些傳統行業，也有不少優質企業。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很多企業的融資需求并未得到很好滿足。銀行也需要加快戰略轉型，優化信貸投向，創新金融服務，為實體經濟發展輸送正能量。降杠桿要把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分類施策，有扶有控，不搞“一刀切”，防止一哄而起，穩妥有序地推進。

　　在政策面上，應少設檻、多助力，營造有利于創業創新的制度環境。信貸支持實體經濟，不是簡單“放水”就能萬事大吉。如果資金超過實際需要，出現“脫實向虛”，還會適得其反。從根兒上解決問題，就要為創業清障、為企業減負，拓造讓企業輕裝上陣、大顯身手的良好營商環境。市場有了活力，企業有了動力，真實的信貸需求才會水漲船高。

　　湖南公務員申論熱點時評(二)

　　1億人落戶城鎮，基本權利要普惠

　　國辦日前印發《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方案提出：大中城市均不得采取購房、投資納稅等方式設置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不得采取積分落戶方式。大城市落戶條件中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年限要求不得超過5年，中等城市不得超過3年。不得強行要求進城落戶農民轉讓其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或將其作為進城落戶條件。

　　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既是中央“十三五”規劃提出的目標，也是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設置的目標。根據目標要求，到2020年，要加快落實1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這1億人主要指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人口、在城鎮就業和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1億人落戶城鎮意味著，“十三五”期間，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要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要達到1300萬人以上。在這樣的進度下，到2020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提高到45%。

　　設置1億非戶籍人口落戶城鎮的目標，既是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是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目前，按常住人口計算，名義城鎮化率已達到55%，有7億多人在城鎮居住生活。但是，其中多達2億多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常住人口，因戶籍制度等限制，無法享受與城鎮戶籍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在醫療、子女教育、就業、社保等方面，城鄉鴻溝難以填平。刨去外來常住人口計算，實際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

　　外來常住人口不能獲得新的身份認同，無法真正融入城鎮，負面效應巨大。一方面，簡單以戶籍為標尺的粗放式社會治理方式割裂了整個社會應有的共同體認識，固化了社會的板結性，削弱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普惠性，阻礙社會公平正義的普及，形成了諸多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加劇了人口紅利的衰竭速度，制約了消費市場的擴大和統一，在人力資源不能穩定供應、素質無法穩定提高的情況下，還迫使許多企業只能選擇追求短期利益，致使產業結構升級難以持續。

　　提高真實城鎮化率作為事關社會公平正義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大戰略選擇，勢在必行。但此前，各地的實踐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將外來人口視作房地產市場的最后買單者，以購房作為換取城鎮戶口，以農村土地承包權為籌碼，強行讓農民放棄土地等等，這些做法導致農民不敢、不愿進城，在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逆城鎮化現象。國辦此次印發的方案，有針對性地將特大城市以下的進城門檻放寬，不僅有利于打消非戶籍人口的疑慮，保證提高城鎮化率的應有進度，而且有利于保障其基本權利。

　　提高城鎮化率的關鍵就在于人的城鎮化，只有人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人的城鎮化才不會成為空話。因此，1億人落戶城鎮，不是以舊的權利換取新的權利，而是在保障舊的權利權益的基礎上，實現普遍的權利權益增加。這就要求，公共財政應為非戶籍人口落戶城鎮做好相應準備，保證他們進城后能及時享受應有的公平權利;同時，適時探索人口進城出城的雙向流動機制，保證非戶籍人口的進城不付出農村凋敝的代價。顯然，這需要從戶籍制度到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刻變革。

　　湖南公務員申論熱點時評(三)

　　制度筑墻，讓欺凌遠離校園

　　對校園欺凌的治理工作將從注重事后懲戒，轉向涵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綜合治理，用制度編織起一張防治校園欺凌的安全網

　　針對不時進入公眾視野的校園欺凌現象，據媒體報道，教育部正會同中央綜治辦等8個部門，研究制定《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擬于11月底前出臺。與此同時，對校園欺凌問題突出的地區和單位，教育部還將根據相關要求，通過通報、約談等方式進行責任追究。

　　即將出臺的這份意見，最引人關注的特點就是強調事前的“防治”，即通過建立早期預警等機制，對可能發生的欺凌行為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控制，從而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這一特點，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校園欺凌現象的認識變化。從最開始社會公眾對這一現象的震驚、憤怒，到后來要求嚴厲處罰甚至刑事處罰的爭論，再到目前的綜合施治，人們對校園欺凌現象經歷了一個由情緒宣泄到理性尋求對策的轉變。

　　校園欺凌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棘手難題。從國際經驗看，問題發生后的亡羊補牢固然是必須的，但防患于未然才應是日常治理的重心。據教育部統計，今年5—8月共有68起欺凌事件發生，相關責任人都得到了嚴肅處理，欺凌事件頻發的勢頭得到了遏制。相信，隨著指導意見的出臺和實施，早期預警及事后干預等機制、重大欺凌事件臺賬制度等制度的逐步建立，對校園欺凌的治理工作將從注重事后懲戒，轉向涵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綜合治理，用制度編織起一張防治校園欺凌的安全網。

　　治理思路的變化，也呼喚社會公眾對校園欺凌采取更加成熟理性的態度。以往，盡管這種現象存在于校園之中，卻常常難以被社會公眾所了解，原因之一就在于，校園欺凌往往被學校視為“家丑”，生怕張揚出去“有損顏面”，因此極力淡化。另一方面，家長與學校對于輕微欺侮行為沒有從一開始就給予足夠重視，導致未能及時對這種行為予以制止和懲戒，讓問題愈演愈烈。所謂的“破窗效應”，在校園欺凌中尤為明顯。因此，對可能的欺凌行為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控制，并在制度上固定下來，其重要性怎么說都不過分。

　　校園欺凌治理得好與壞，關乎每一個學生的健康成長。這不僅指那些遭遇欺凌的受害者，也包括那些實施欺凌行為的孩子。在校園欺凌中，那些被侮辱、敲詐、勒索甚至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學生，作為“看得見的受害者”理應得到及時保護，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施暴的孩子某種程度上也是“看不見的受害者”，他們的身后往往是緊張破碎的家庭關系、備受排擠的人際關系、無法自拔的生活惡習，等等。在人格與行為還未定型的青少年階段，他們更需要有人拉一把、扶一下。一次及時的糾正，一聲真誠的關懷，或許就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

　　日前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校園欺凌現象作為當前社會安全領域的“風險點”，尤須預測預警預防的制度化。也要認識到，徒法不足以自行，面對校園欺凌，需要站出來的不僅是政府，學校、家長和全社會都在其中有自己的一份責任。當相關各方都參與進來，我們今天在治理校園欺凌上取得的共識才能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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