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精選一

　　人民的力量能夠推動改革的車輪，甚至可以說人民群眾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終的決定力量。因為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人民群眾正是生產的主體。人民群眾在物質生產勞動中不斷地積累經驗，改進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及生產方式的變化。而社會發展進步又需要不斷變革生產關系已適應新的生產力。這就是人類社會基礎而巨大的變革。所以說，民眾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

　　縱覽古今，在重大變革過程中，無不凸顯著人的重要作用。

　　戰國初期，秦國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落后于齊、楚、燕、趙、魏、韓六國。為增強秦國實力，在諸侯國的爭霸中處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別國吞并，秦國變法圖強。從而使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備實力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這次變法被稱為“商鞅變法”，這是對商鞅的智慧推動變法的肯定，也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催生制度變革的有力證明。當然，商鞅變法的成功并非商鞅一人之功，正是因為他深刻的知道，民眾對國家改革的推動作用，才會通過城門立柱為信獲取民眾對改革的信心，為改革造就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如果說，古代的改革活動中人的能動作用是包裹在某種特權身份中的潛藏動力。那么在近代，人民的力量則具有了更加清晰的主體定位。馬克思主義認為，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改革開放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一開始就使改革開放事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正是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的18個手印，搞起了生產責任制;正是小崗村這18戶農民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無論是歷史還是過去改革的經驗，都在揭示這一個道理——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改革與人民息息相關，每一個人都既是改革的受惠者，也是改革的參與者。習在講話中也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

　　任前路艱險，自一往無前。變革必然會遭遇阻力與風險。但是，有群眾這片肥沃的土壤營養，雖有困難，改革的種子也必將破土而出，開花結果。

　　重慶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精選二

　　路在基層

　　貧富分化，勞資沖突，腐敗蔓延，權利侵蝕，生活重壓……我們正進入一個矛盾凸顯、問題叢生的風險社會。

　　難關在前，挑戰在即。在新的執政理念的引領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闖敢試，紛紛推出頗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縣的全民免費醫療，石排鎮的民生福利樣本，溫嶺市的參與式預算試驗，巴中市的陽光化政務公開……基層社會的自主創造，給焦慮、躁動中的人們帶來了豁然的清新和久違的感奮。

　　回望30多年來中國改革的重大突破，幾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眾大膽前行的足跡，看到基層中堅一路闖關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國農民為主體，爭取經濟自由的創造。實行家庭承包，創辦鄉鎮企業，進城務工經商，發展合作經濟，中國農民以全新的姿態登上市場經濟的廣闊舞臺。

　　第二波，是地方精英為主導，推進基層政改的試驗。“成安鄉改”，“步云直選”，“長治現象”，“宿遷新政”，鮮明的英雄色彩，映照著基層政府的自我革命。

　　當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層社會為平臺，改善社會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會學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層民眾的熱烈響應中，各辟蹊徑，風生水起——從“府谷經驗”看收入分配。政府積極引導鼓勵，老板熱情回饋家鄉，通過對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礦企業帶百村”工程，提升了全縣教育、衛生等項公益事業。從“神木現象”看公共服務。12年免費教育，殘疾人、孤寡老人免費供養，城鄉統籌全民免費醫療，神木縣朝著中國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第一縣目標邁開了堅實步伐。從“溫嶺模式”看社會治理。對話型溝通具體問題，決策型協商公共事務，參與式財政預算監督，基層民眾擁有了有序參與民主的綠色通道。從“白廟典型”看政務公開。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購買紙杯，歷歷在目，毫無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

　　基層創造，蘊涵著社會前進的標本意義，也見證其敢為人先的分外艱難。難在哪里?一是創新路徑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進，三是干部制度的導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構，五是官場文化的轉換。單以看似簡單的政府“財務公開”而論.“上面來人，你買包煙買瓶酒都寫那么細，領導看到能高興?”“一應開支全曬在網上.以后怎么向上面爭取項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這樣的改革困境。

　　基層改革者那種不怕丟“烏紗帽”的膽識智慧，搶抓機遇的風險意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懷，不甘平庸的事業追求，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獻身的政治品質，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層社會自主創造基礎上的制度化、整體化、民主化推進，應是改革不可動搖的取向。

　　如何使基層改革葆有正確的方向和鮮活的價值?

　　首先.改革當貼近民眾需求。要從百姓的情緒、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點，凝聚改革的共識，集聚改革的力量。其次，改革當堅持民眾參與。這些年來，政府和資本的創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還是百姓自主的創造和百姓參與的創造。再次.改革當保障民眾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廂情愿，改革不可尋租自肥。借機向社會“甩財政包袱”、推脫政府公共服務責任的改革，最終必然得不到群眾擁護。神木改革，就是將不斷增長的財政用來搬摔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三座大山，通過二次分配，縮小貧富差距，讓老百姓真正從經濟快速發展中受益，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真正照耀城鄉社會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為基層改革創造更為適宜的氣候和更為寬松的環境?

　　我們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觀望，那是改革的不作為。經濟發展的轉型，利益關系的和諧，社會公正的建設，都容不得我們一再遲滯和拖延。

　　我們不應求全責備改革的缺陷和運作的疏漏，因為沒有人是按照現成的圖紙和成功的經驗去探路的。基層工作錯綜復雜，基層干部勞累艱辛，“不是一種真誠情感所在，不是一種獻身精神支撐，誰愿意去背負那份額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風險呢?”

　　我們不必質疑普通百姓主體的素質和參與的能力。溫嶺當初推行參與式預算時，一些專家反對說老百姓看不懂，沒興趣，是白搞。實際上，主導改革者言：“這個預算開支清單比百姓家里開支列出的賬目還要細”，代表和公眾不經專門培訓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興趣，還能提出很好的意見。這最復雜的財政預算他們都能參與，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參與?”

　　改革，最可貴的是行動，是實踐，是創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動，是呵護，是與他們一道前行。

　　重慶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精選三

　　鄉村治理須加快轉型

　　當今中國正處在一種從未有過的深刻歷史變動之中，這就是工業化、城鎮化的飛速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以傳統農業為支撐的農村很容易淪于邊緣地位。為因應這一變化，中央提出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戰略，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舉措。要適應這一戰略舉措，鄉村治理必須進行重大轉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實現以下兩大轉變。

　　一是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是鄉村治理的主導力量。中國是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農業稅歷史最長的大國。封建社會，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稅，通過稅收滿足專制統治和公共工程建設的需要。孫中山先生說：“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緣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

　　在傳統鄉村，民眾大量“別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層社會組織來處理的。因此，孫中山說：“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對民眾而言，納稅只是一種外在于他們生活和命運的義務，他們與主要承擔收稅任務的政府只是水與油的關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層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種懸浮式治理。

　　1912年結束帝制，建立民國，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權下鄉”，即國家政權由縣向鄉鎮延伸，但這種延伸主要還是為了管制的方便和稅收的獲取。新中國成立后，出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農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取多于予”。進入新世紀以后，這種取向逐漸改變。國家實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一個重大舉措就是一舉廢除農業稅。這是一個歷史性轉變。但這一轉變也使得原有的政府與農民間的聯系削弱了，新的聯系又未能建立起來，由此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治理“真空”。

　　那么這種新的聯系是什么?筆者認為應該是服務。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農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愈來愈高，政府職能急需向服務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而我國近些年農村綜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簡鄉鎮機構，對如何加強服務則重視不夠，在新形勢下，應該將鄉鎮政府的職能主要定位于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向下給力，著眼于服務，著力于基層。這方面，廣東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鑒意義。首先，是在鄉鎮“大部制”改革中，設立為農民服務的機構，如農情研判中心、民居辦等，直接服務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級設立服務性合作社，鄉鎮辦事人員在村辦理公務，做到“辦事不出村”，由此實現服務性管理的“縱向到底”，并在這一過程中重建政府權威。這類權威與民眾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礎。

　　當然，在向服務型政府轉型過程中，基層政府還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務能力，上級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給力，增強基層政府的服務能力和財政基礎。

　　二是社會向“組織化社會”轉變。組織是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石。近些年，我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國家有了雄厚的財力，這是能夠一舉廢除農業稅的條件，也為改善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國家治理除了經濟基礎，還需要社會基礎。現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簡單的經濟方式處理社會問題，這是非常不現實的。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中，最重要的是社會組織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家庭經營體制，農村橫向聯系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呈現“分散型社會”特征。人員分散且處于流動之中，資源分散且處于外流之中，鄉村治理缺乏組織依托。孤立的個人是軟弱的，孤立的個人可能也是危險的，他們很容易以極端的方式應對問題，由此導致治理成本高昂。

　　當前僅僅依靠政府管理“縱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無法包辦也包辦不了大量的社會事務。而村、組兩級干部職數有限，也很難將所有社會事務都管起來并管理好。農村大量社會事務“無人管”，存在許多“空白點”“薄弱點”，這就需要建立各種新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加強橫向聯系，吸納更多社會成員參與基層社會管理，并在這一過程中提高鄉村社會的組織化程度。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這一精神同樣適用于鄉村治理。近年來，一些鄉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會、社區理事會、鄉民理事會等社會組織，在黨和政府主導下，以理事會為制度平臺，將農村中有威望的各類人員積聚起來，提高了組織化程度，實行共謀、共建、共管、共享，興辦了大量公益事業，實現了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橫向到邊”，成為“縱向到底”服務性管理的重要補充，為鄉村治理轉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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