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申論熱點范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構建美麗綠色中國

　　提高環保意識，為生態文明建設架起“高壓線”.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多年，積淀了豐富的生態智慧，然而近年來人們的環保卻大大降低，過去的青山綠水變成了現在的禿山黑水，過去的藍天白云變成了現在的“烏云密布”.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臭水溝到處都是，垃圾堆隨處可見，蚊飛蠅舞，生態系統早已超負荷，自然法則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于我們的頭頂。此時若還不能警醒，觸碰了生態系統的底線，最終我們的文明時代將一去不復返，美麗中國的夢想也將如“天方夜譚”.生態文明建設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只有全社會提高環保意識，為生態文明架起“高壓線”,才能唱響“美麗、綠色”的“主旋律”.

　　創新監管方式，為生態文明建設筑起“防火墻”.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而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環境污染問題卻頻見報端，其中2014年4月蘭州水污染事件的發生根本因素在于蘭州市對自來水的監管不力，致使市民飲用水苯含量超標，引發了一場搶水風波。類似的事例也不在少數，這不僅影響了群眾的日常生活，更有甚者會危及到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鑒于此，創新監管方式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通過實行第三方檢測，確保檢測的公平公正性，為生態文明建設筑起一道“防火墻”,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明新時代。

　　厘清部門權責，為生態文明建設撐起“保護傘”.地方政府是落實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的責任主體。當前地方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職能定位、職能手段、條件配套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地方政府履行生態文明建設職能的動力、能力、持續力不足，阻力較大，職能履行情況與社會期盼還有很大差距。江蘇靖江水污染事件、湖南鎘大米事件的發生，就在于之前地方政府權責不明。因此，必須進一步厘清地方政府生態文明建設職能，著重向縣域基層下沉執行力量，加快地方政府生態文明建設職能的轉變進程，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強的后盾。

　　脫離環境保護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離開經濟發展抓環境保護是“緣木求魚”,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只有秉承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才能構建美麗綠色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國考申論熱點范文：改進政府行政方式 打造服務型政府

　　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今天，社會矛盾仍然集中顯現，群體性事件多發，諸多社會事件中群眾對政府不信任加劇，出現了輿論一邊倒和民憤宣泄現象，輿論將矛頭指向政府或政府部門、政府工作人員。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需須反思政府的行政方式。

　　群體性事件往往起因于單一事件，有時僅是一起治安或者刑事案，卻因政府工作人員漠視當事人基本權利，處理粗暴，致使民怨沸騰，對抗升級;一旦事態急劇擴大，則民生問題與司法公正問題交織糾結;基層政府此時極易舉措失當，擅用警力，進而封鎖信息，其結果當然是抽刀斷水，公信力盡失……雖然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總會平息，但不同的處置手段和持續時間意味著不同的社會政治代價，最終檢驗著領導者的能力和“執政為民”的誠意，并為政府的公信力留下長久的印記。為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需須改進政府的行政方式。

　　首先，制度跟進是改進政府行政方式的重要基礎和保證。沒有制度保證，服務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要通過制度設計，加快形成政府服務運行機制。嚴格依法行政，維護法律的尊嚴，依法規范和約束行政行為。建立健全民主決策機制、政務公開機制、群眾監督和參與機制。

　　其次，堅持依法行政，規范政府行為，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舉措，也是改進政府服務的需要途徑。執政之要在于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堅持依法行政，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需由之路。各級政府機關都要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善于依法管理經濟社會事務和其他行政事務。要以強化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重點，加強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執法，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要繼續堅持各種行之有效的民主監督制度，確保公共行政權力的公正、有效運行。要強化政府機關問責制，樹立責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再次，依法執政基礎上的人性化執政是改進政府服務的重要途徑。人性化執法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切實轉變思想，“以人為本”,政府管理要從指標管理向實效管理轉變，同時要求執法部門由事后被動應付向源頭主動預防轉變。

　　最后，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是改進政府服務的重要內容。政府職能問題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問題。建設服務型政府，需須明確并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向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應成為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職能。

　　只有改進政府的行政方式，不斷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才能真正打造服務型政府，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國考申論熱點范文：給民俗留下“自省”空間

　　據媒體報道，日前，河南省環境污染防治攻堅戰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進一步擴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區域范圍，實現市縣域全覆蓋，包括鄉鎮和農村，堅決杜絕燃放煙花爆竹現象。但僅在下發通知兩天后，該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文件，決定收回并停止實施該通知。

　　這則“最嚴鞭炮禁放令”,最終以“朝令夕改”而告終，確實讓人意外。其直接原因或源自該省煙花爆竹經營企業的聯名上書。可社會對于煙花爆竹的需求，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消費問題。雖然這起事件中，當地民眾對于全面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態度未能突顯，但政府部門對于禁令的緊急叫停，或折射了當前環保與民俗之間的某種拉鋸尷尬。

　　置于當前的環保現狀之下，呼吁限制煙花爆竹燃放，確有其必要。但全面禁止燃放，卻難免有用力過猛之嫌。畢竟，在民俗與環保之間，本就很難劃出絕對的是非界限。

　　學者朱大可曾撰文指出，春節令我們從反面意識到聲音的匱乏。鄉村在令人窒息的靜寂中沉睡，除了有限的家庭語音，它的聲源僅限于家畜、野禽和自然風雨。零度聲音的狀況是無限純潔的，卻制造出一種反面的耳鳴，把耳朵拖向了聲音的黑暗。而解決這一困境的第一方案，就是在春節和元宵燃放鞭炮，借此發出震耳欲聾的吶喊，耳膜從饑餓中驚醒過來，像鼓面一樣振動起來，耳朵就這樣劇烈地飽餐了喧鬧的聲音。

　　學者所描述“聲音的匱乏”,或顯得抽象。從現實看，就容易理解了。拋卻燃放爆竹背后的傳統文化繼承，在一個流動的快速城鎮化的社會，不少鄉村可能已經不只是年味變淡的問題，而是一年之中能打破沉寂的，或許也就只剩下春節了。于是，燃放爆竹在某種程度上更成為人們試圖營造年味與人氣的一種心理補償。當然，明晰放鞭的這一社會動機，并非說要支持燃放爆竹，而是說，只有認識到作為民俗的放鞭習慣背后的社會心理需求，方能真正實現有效而適度的引導。

　　但當前公共領域對于禁放鞭炮的呼吁，恰恰呈現出不小的邏輯偏差。一是，簡單化地為放鞭貼上陋習的標簽，試圖徹底否認其被時間所確認的文化符號意義與歷史篩選的理性;二是，只片面強調放鞭對于環境的危害，而回避社會需求的正當性。類似這樣的公共說教，其實已非理性的說服，而近乎一種逼迫性就范。不僅社會認同的效果可疑，而且可能激發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壓縮了社會對于移風易俗原本具有的“自省”空間。事實上，近年來民間社會對于放鞭的態度早已非鐵板一塊，禁鞭的支持者并不少。所以正確的策略當是，更多地爭取認同者，而不是依靠強力來否認非認同者。

　　民俗文化自有其韌性與內在的演變規律，只有順應其演變規律，引導才能事半功倍。城鎮化過程中，原本一些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習俗文化其實已大為削弱;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民俗的互動與交融也非常重要。

　　較之于將放鞭的民俗完全推向環保的反面，以行政規制加以強力規范，民俗與環保完全可通過其他柔性方式來實現動態平衡。比如加大民俗常識普及，讓學生從小就了解民俗的演變歷史及其在現代視角下的沖突與利弊，由此確立對民俗的現代化認知。再比如，引導煙花爆竹企業對原料進行改良，提供集體燃放點等，都不失為理性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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