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務員申論熱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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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中旬舉行的北京市政府常務會議明確，該市首批取消調整74項政府部門要求基層開具的各類證明，并明確提出政府部門“不準要”相關證明。并將以“證明清單”的形式，把清理證明的成果固化，約束相關部門，防止奇葩證明反彈。市編辦主任劉云廣表示，為固化清理奇葩證明的成果，本市將推出保留的基層開證明清單，防止奇葩證明“反彈”。(12-02來源：中國新聞網)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奇葩證明”輩出，歷來被人們廣為詬病。辦房產證要求證明“結婚前未婚”、兌換殘幣要看孫女“撕錢”證明、辦理退休手續要求老百姓到派出所辦理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面對這些“奇葩證明”的存在，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就連國務院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都痛斥某些政府機構故意給老百姓設置障礙，稱“證明‘你媽是你媽’是天大的笑話!”

　　解決“奇葩證明”，大力改進公共服務，是簡政放權改革的重要內容，既能方便生產生活，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也是維護群眾權益的應有之義。 為此，民政部、公安部等多個部委接連下發通知，專門整治各領域濫開證明現象，明確規定了一些不再開具的證明。

　　然而近來，各類“奇葩證明”又屢屢出現。如最近發生的“宜昌市民徐義清為了把父母房產繼承過戶到自己名下，被要求為已離世近百年的祖父母開‘死亡證明’”事件，就讓人相當無奈。究其根源還在于一些地方不少機構對證明材料的需求并未減少。這樣反而給群眾帶來了更大的不便，一些部門需要開某些證明材料，而民政、公安等卻不再開具此類證明，讓群眾更是陷入無可適從，左右為難的境地。

　　[對策措施]

　　要徹底解決濫開證明問題，不僅要落實“新規”，堵住出口的“塞子”，更要疏導好要證明的需求，也就是各部門必須“步調一致”，要明確辦什么事需要哪些證明，不需要哪些證明，各部門必須統一清單，避免各說各話，各自為政。當然，各部門之間還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建設切實可行的信息共享平臺，努力做到信息資源共享，從而減少開具證明的種類和環節。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我們要真正落實簡政放權,只有從源頭上依法糾正不作為、亂作為、懶政、怠政的做法，真正做到各部門統一口徑，“步調一致”，才能切實方便群眾辦事。

　　國家公務員申論熱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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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近日報道，在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系統中，被納入失信“黑名單”的“官員失信”案件目前已超過1100件，而這些失信中既有政務失信，也有個人失信，其債務則主要體現在工程款、借貸款等方面。

　　【標準表述】

　　[原因分析]

　　“官員失信”之所以廣受關注，來自于社會對政府信用的看重，因此官員一旦失信，也必然要由政府信用埋單。在各種“老賴”中，官員“老賴”的性質往往影響最壞。一方面，官員手握權力，治理起來的難度和成本更大。另一方面，官員牽涉債務糾紛，就不僅僅是其私德減分，政府形象也會因之受損。

　　“公眾對于各級政府公職人員抱有較高的期待，期待他們的道德水準、法治素養比一般人更高些。政府誠信也是社會誠信建設的關鍵。若聽任“官員失信”長期成為各級法院執行工作的難點，不僅會影響社會公眾對政府、對官員的觀感，也會在損害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的同時，妨礙社會的公平正義。

　　從當前“官員失信”現象的多發來看，失信成本低、追責難度大還是主因。有些單位認為官員當“老賴”又不是犯罪，只是個失信的“小”問題，何必“小題大做”;有些地方對失信行為的姿態是“高高舉起”，但打出的板子卻是“輕輕放下”。

　　事實上，“官員失信”往往與當事官員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有關。要么自恃“為公家辦事”，要么自恃“有公家身份”，結果都是漠視誠信原則，無視法律邊界，乃至公私“混搭”，權法不分。

　　[參考對策]

　　一方面，法院應該以更大的公開，披露這些失信官員的相關信息，使之接受社會監督，要在社會上形成一種風氣，倒逼失信官員檢點并約束自己的行為，免于繼續失信。對于那些個人失信的官員，不妨也采用當下法院對一般老賴的懲治路徑，諸如限制高消費行為、不得貸款買房等等，官員沒有任何理由自外于這些條款。

　　另一方面，針對公職人員的相關制度也該跟上。比如，中辦、國辦近期就發文明確，在職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被確定為失信被執行人的，失信情況應作為其評先、評優、晉職晉級的參考。應該說，這樣的“禁止令”十分必要，如果一邊欠債不還、失信丟人，一邊還要評優升職、仕途得意，無疑是在助長失信行為。

　　國家公務員申論熱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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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開始施行。這是繼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今年9月發布《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后，國家網信辦進一步從政策層面加強對互聯網直播服務的管理。

　　有視頻，未必有真相。“先發錢直播，拍完后再收回去”，近日，一段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中，兩名男子在某直播平臺上直播做慈善，安排涼山彝族自治州某村村民站成兩排，隨后給村民發錢，而在直播結束后，又把錢拿回來。據報道，涉事男子為某直播平臺主播;他已承認此事，目的是為了增加粉絲數和觀看量，讓“粉絲多刷禮物”。

　　綜合分析

　　[網絡直播的特點]

　　一是有膽量、無底線。什么都敢直播，無所不用其極，你敢直播捅馬蜂窩，我就敢直播吃玻璃，信奉比丑、比刺激的“撩人”邏輯。

　　二是重迎合、無節制。不怕表演粗鄙，只怕無人打賞，信奉“越獵奇越有受眾，越敢挑戰越能獲得掌聲”的商業邏輯，目的很明確——換來真金白銀式的“犒賞”，以及不斷攀升的粉絲數量。

　　三是大尺度、無約束。一些主播尺度頗大，極盡魅惑，但所在的直播平臺仿佛視而不見。只要無人舉報，不被監管部門“盯”上，平臺便若無其事、置身事外。

　　[原因與影響]

　　近年來，我國互聯網直播行業發展迅速，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和巨大的市場。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已達3.25億，占網民總體的45.8%，市場規模達150億元人民幣，到2020年，市場規模將達600億元人民幣。然而，隨著行業的快速發展，內容監管方面的問題也逐步顯露出來。超速行駛發生車禍、騷擾辱罵肯德基顧客、露骨的性暗示等大量不適合向公眾傳播的視頻內容，充斥在各大網絡直播平臺中，引起公眾對于網絡直播行業的深深擔憂。

　　互聯網直播服務在本質上是信息的傳播，同其他互聯網服務一樣，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的特點。互聯網直播服務擁有廣泛的受眾群體，其中不乏青少年，如果互聯網直播平臺傳播大量有關色情、暴力、犯罪、消極頹廢心理的內容，將會對受眾的身心造成巨大傷害，同時也將產生難以預估的社會負面影響。

　　參考對策

　　加強對互聯網直播服務的監管應自律與他律相結合。

　　互聯網直播服務的主要監管主體包括政府、直播平臺、主播、受眾等。早在2007年，原國家廣電總局就出臺了《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對通過互聯網向公眾提供音視頻節目進行規范，這是他律。而在2014年，某直播平臺就推出過主播守則，對主播直播內容進行規范，這是自律。

　　而在自律方面，需要加強整個行業的自律，在行業內部建立退出機制，通過行業約束實現優勝劣汰。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互聯網直播行業興起的同時，諸如“中國直播榜”這樣的行業垂直媒體也悄然誕生。行業媒體在扮演記錄者與傳播者的同時，也正在肩負起引領行業發展的社會責任，及時給予互聯網直播從業者必要的引導與警示。

　　自律的長期綿軟或缺失，勢必引起公眾對該行業自律的不信任，轉而側重于通過他律進行行業監管。而相比于自律，他律滯后性和較強的約束性，也會對行業的發展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互聯網直播服務市場前景廣闊，行業自身首先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在國家法律和規定的框架下，做好行業自律，自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促進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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