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一)

　　2016年12月27日，臺前縣下發《臺前縣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鄉風 建設“德美臺前”實施方案》(簡稱《實施方案》)以及《臺前縣農村紅白事標準參照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等文件，對紅白事的彩禮、酒席等標準提出指導意見。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1月4日《河南商報》)

　　綜合分析

　　實行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是我國的優良傳統，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一傳統卻一路向下，反向而行，紅白喜事陷入了狂熱的攀比之中。紅白喜事泛濫，攀比之風屢禁不止，已然成為民眾的巨大負擔，尤其是“天價彩禮”如同瘟疫一樣蔓延與滲透，要么“一娶返貧”，要么“無以為娶”，在日益膨脹的彩禮面前，社會風氣已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在民間自律與自為難以跟進的情況下，公權力的及時介入與參與，采取合適的方式來移風易俗就十分必要，也是公共責任的應有之義。

　　不過，以文件形式對彩禮等標準予以界定或許并非法治方式。囿于公權過度干涉私權，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與質疑，其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也面臨挑戰，執行起來相當困難。管不管是一個責任問題，如何管是一個手段問題。不管是失職與失責，對泛濫成災的人情風無法形成遏制，管理的手段不正當，又與法治的原則相背離，無以獲得更為廣泛的支持，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公共權力的行使要恪守邊界，因而在移風易人俗方面，要堅持兩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是指導大于強制，二是公權不得干預私權。

　　對策措施

　　在移風易俗方面，需要公權力有所為有所不為。若欲大展拳腳有所作為，還得在政府的主導之下，動員全社會共同參與。尤其是在社會普遍存在“金錢至上”價值標準的情況下，務必在全社會形成移風易俗的共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起來，以官風和政風的整治，帶動民風的好轉。在具體的手段上，除了強化思想的教育，價值的倡導與行為的規范之外，政府可以指導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制定自治公約，最終實現“民事民管”、“民事民為”的管理效果。

　　黨員干部示范或行政指導的方式加以引導，不能采取硬性的行政手段去強制村民移風易俗，否則善良的愿望可能適得其反，最終也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河北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二)

　　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下發了2017年1號函件《關于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戰”字樣，改為“十四年抗戰”，并視情況修改與此相關內容，確保樹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戰”概念。

　　綜合分析

　　中國歷史教材此前常用的“8年抗戰”，為人們所熟知。8年，是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的全國性抗戰。現在，一個新的歷史概念即將在新一代國人心中形成：“14年抗戰”的起點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這6年，被莊重寫入教科書的抗戰史。

　　教材是教育過程開展的基本遵循，代表了權威、標準與主導，全面體現知識、智慧，科學性與人文性。在教材中對14年的提法予以明確，就是強調“九一八事變”后的14年抗戰歷史是前后貫通的整體，全面反映日本侵華罪行，全面體現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強調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凸顯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抗擊侵略的偉大民族精神。

　　對于廣大青少年來說，接受怎樣的歷史教育，將直接關系到他們如何看待歷史、迎接未來。在中華民族走過的漫長征程中，抗日戰爭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段歷史。讓青少年準確了解、正視這段歷史，不僅可以增強整個民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弘揚愛國精神，更重要的是，讓歷史成為最好的愛國主義老師，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打下厚重飽滿的精神底色。提醒孩子們，在日后真正成長為國家棟梁之時，在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交往之時，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因此，從8年到14年，不僅僅是數字的統一，而是對一段歷史的認知，是用歷史教育為孩子們更好打下精神的底色。

　　對策措施

　　一是弘揚抗戰精神，強化國家意識。看清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才能在內涵上客觀全面準確地把握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的歷史地位，才能正確認知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貢獻。

　　二是以此次教材修改為契機，進一步研究梳理抗戰史，消除近年來“抗日神劇”等歷史泛娛樂化所造成的認識混亂以及價值觀扭曲，加強對青少年乃至全社會的歷史傳承，積極正本清源。

　　河北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三)

　　2017年1月9日，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通報了該省醫保個人賬戶活化政策，明確個人賬戶歷年資金可用于支付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配偶、子女、父母的醫療保障費用。浙江省也成為國內率先出臺政策允許家庭成員之間醫保資金進行共濟互助的省份。(1月10日《中國青年報》)

　　綜合分析

　　[原因]

　　禁止醫保賬戶資金借與他人使用的初衷，其實就是防止醫保資金被隨意套取濫用，這是基于加強監督管理的考量。然而，這樣的考量卻是以犧牲家庭倫理和法治為代價的，因此，必須加以反對并及時糾正。

　　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義務、夫妻共同財產的性質，都包含了最基本的法治精神，都承載著最基本的家庭倫理，禁止醫保賬戶“家庭共濟”的政策法規在注重醫保資金監管效果的同時，卻忽視了基本的法治要求，有悖法治精神和家庭倫理。更要看到的是，在浙江省醫保賬戶已允許家庭共濟的情況下，其他省份依然將其視為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樣就會出現同案不同判的尷尬狀況，還損害了法制的統一，從而傷害司法權威。因而需要盡快推動在全國范圍內實現醫保賬戶的“家庭共濟”。

　　[意義]

　　醫保“家庭共濟”可有效提高個人賬戶資金的使用率，有利于政府部門對職工醫保的規范管理，更好地做到醫保資金專款專用，抑制醫保資金用于購買生活用品的社會歪風。對政府而言，這是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疾苦、惠民利民的好舉措，也是給了百姓又一民生福利。“醫保共濟”讓群眾得到了實惠，讓政府贏得了信任，實為雙贏之舉。

　　對策措施

　　當“家庭共濟”的模式雖好，若過于單一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推動醫保個人賬戶的合理、高效和精準使用，需要在管理思路上具有更寬的視野，更靈活的措施，在手段上更進一步。除了可以家庭共用，購置保險、進行養生和體育健身之外，還應從宏觀上調整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之間的結構關系，適當增加統籌基金的繳費比例，降低個人賬戶的返還數量，或者對個人賬戶的返還結構進行調整，對特殊群體給予照顧。在綜合平衡與全盤統籌之下，激活醫保個人賬戶才會更有活力與張力，并讓公共管理的智慧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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