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公務員申論精選范文(一)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群眾辦事創業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強部門間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從源頭上避免各類“奇葩證明”“循環證明”等現象，為群眾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務。

　　實踐中，從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證明”，到網絡吐槽辦證的“黑色幽默”，公民行使權利過程中遭遇到的行政確認壁壘，一度令公共輿論瞠目結舌。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執法者基于工作責任的過度擔憂，有行政管控思維的慣性影響，有部門間信息共享的阻滯，也有制度規范隨意添附義務的非理性沖動。歸結到一點，則是公共行政的服務理念缺失。

　　現代政府是服務型政府，公民辦證過程中“磨破嘴、跑斷腿”的辛酸，折射的是一種懶政思維和衙門作風。長期以來，一些政府部門的行政理念仍停留于計劃時代，傳統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讓很多執法者習慣了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以我為主。辦證難等現象凸顯的，是一種傳統行政生態，即以行政部門乃至具體的辦事人員為中心，以權力運行的方便而將義務隨意添加到相對人身上。這與“以相對人為中心”的現代公共行政服務理念相去甚遠，也有損政府部門運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

　　當官不為民造福，不如回家賣紅薯。針人民時評對官員個體的道德倫理性要求，更需要上升到制度層面，推進整個政府行政理念的嬗變。在法治背景下，公務員就是公共行政服務員，政府部門就是公共行政服務機構。現代行政法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要推動傳統管理型行政向現代服務型行政轉型，將服務行政理念澆鑄進各項法律制度當中，促進各級公共行政部門為群眾服務。中央政府下發簡化優化公共服務的通知，以及此前民政部、公安部等采取措施整治“奇葩證明”等措施，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政府自我治理，是實現公共行政轉型的重要條件。

　　人性化的公共行政服務，不能依賴于具體公務人員的道德品行;改變傳統的行政思維，也難以通過一紙通知就順利實現。現代公共行政領域之寬泛、基層服務部門之繁雜、公務執法人員素質之不均，表明普遍意義上的服務行政很難通過簡單的方式實現，持久性的效應必須確立在穩定的制度基石之上。所以，在中央政府行政指令的導向下，更需啟動制度建設模式，將服務行政的各項要求納入行政法律制度之中，成為各級部門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和自覺遵循。

　　為此，需要從權力與權利關系的法律調整上，回歸公民權利本位，徹底清除隨意添附公民義務的“紅頭文件”，嚴格遵照法律規定和權限范圍開展公共行政服務。也要及時將實踐中好的服務行政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制度規范，尤其是將“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吸納進制度創新范疇，變“群眾奔波”為“信息跑腿”，變“群眾來回跑”為“部門協同辦”。此外，還應賦予相對人必要的救濟機制，從整體服務行政的要求納入考核和問責范圍，引入公共評判和第三方評估機制，等等。

　　唯如此，才能倒逼公共行政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才能流程再造，讓“服務行政”的理念牢牢樹立，才能讓群眾不再為“奇葩證明”跑腿傷心。

　　山東公務員申論精選范文(二)

　　保護文化內涵打造精品城市

　　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縱橫發達的交通網絡，川流不息的各色車輛……這一幕幕勾勒出我們城市發展取得的成績。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成績背后的不足：從中國式過馬路屢禁不止到違章停車隨處可見;從建筑風格雷同到城市格局單一;從人們休閑方式的匱乏到城市發展缺乏后力……隨著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加快，其問題也愈加凸顯。分析這些“城市病”，我們能發現其病灶在于城市文化內涵的缺失。要提高城鎮化質量，打造精品城市，必須在城鎮化過程中保護和凸顯文化內涵。

　　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保護和凸顯文化內涵，能夠提升人們文明素養，改變城市面貌。當前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里樓越來越高，路越來越寬，車越來越多……但是這種城鎮化只是一種低水平的城鎮化，人們的文明素養并未跟隨著城市的硬件設施同步發展。這不但嚴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指數，更嚴重影響我國城市的健康發展，甚而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極大違背了我國大力發展城鎮化的初衷。在重重問題背后所潛藏的深層原因則是文化建設不足所導致的公民文明素養低下。試想，如果執政者在城市管理過程中能夠將文化建設放在首位，這些問題還會像烏云一樣籠罩著整個城市嗎?答案不言自明。因此，要建設精品城市，就必須將文化建設全面融入城市建設中，不斷提高民眾的文明素養。

　　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保護和凸顯文化內涵，能夠形成獨特的文化名片，提升城市魅力。“世界剪紙看中國，中國剪紙看蔚縣”，因剪紙蔚縣蜚聲中外;“大好河山張家口”讓“邊地”張家口聲名鵲起;完整的水鄉古鎮風貌讓烏鎮成為旅游者心中的天堂。這些城市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是因為它們獨特的文化內涵。而文化保護工作的成功一方面離不開當地政府的高瞻遠矚，不管是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整體規劃，政府都給文化保護留出足夠的空間，將文化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則歸功于民眾的積極參與，近年來我國民眾文化保護意識逐漸提高，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文化保護政策，成為城市文化保護工作的主體。政府與民眾的協同努力，使文化之花綻放在各個城市，這也為我們提供了有益借鑒。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那么如何才能讓城市發展得更好，為人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呢?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不斷保護和提高城市的文化內涵。只有文化才能讓城市如花朵開放在廣袤的大地，如星辰閃耀在暗色的夜空，如浪花奔騰于靜謐的海洋，充滿美感與生命力。

　　山東公務員申論精選范文(三)

　　健康開展廣場舞 讓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翕然和諧

　　廣場舞原本是在公共空間進行的一種公共活動，按理說與私人生活應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由于廣場的非封閉性，高分貝的噪聲在為舞者伴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附近居民。公共生活一旦越界，就可能逐漸演變為一種“社會公害”，頗為人所詬病。

　　在現實中，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對空間的爭奪還有很多。比如情侶在地鐵上旁若無人地過分親昵，就是不恰當的私人生活影響到了公共空間的其他乘客，只會招致反感。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公共生活是否應當有邊界?如何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讓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翕然和諧?近日，文化部、體育總局、民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引導廣場舞活動健康開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一是做好頂層設計，加強組織領導。當前，我國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包攬，基層自治還不夠成熟。以廣場舞為例，一些地方出現過自發治理，比如舞者不用音箱，改為佩戴耳機上陣，既能自娛自樂又不干擾他人。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創新舉措并沒有形成廣泛的示范效應，公與私“短兵相接”的刺耳之音依然不絕于耳。這充分說明，協調好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關系，就必須發揮好政府“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特別是要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確保制度規定落實到位。這次四部門共同發文，并要求各省(區、市)的對口廳(局)切實強化組織領導，抓好貫徹落實，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具體工作方案，這就使得健康開展廣場舞活動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確的抓手。

　　二是明確責任部門，推進協同治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治理主體要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通知》雖然由文化、體育、民政、住建等四部門制定，但要做好這項工作，僅僅依靠這四個部門還是遠遠不夠的。一方面，規范廣場舞需要黨政部門聯動、齊抓共管。如根據《通知》第6條，大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國家聲環境質量標準》等法律法規，提高基層群眾的法治意識和社會公德意識，就需要宣傳部門和環保部門的協同配合。另一方面，協同治理需要整合社會治理資源。要在充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和業主委員等各方面參與，推動基層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

　　三是直面現實問題，解決瓶頸短板。指出：“只有立足于時代去解決特定的時代問題，才能推動這個時代的社會進步。”要從根本上解決廣場舞擾民的問題，就要首先搞清楚癥結所在，從場地和經費兩個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場地。廣場舞之所以噪聲擾民，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專門的場地。解決這個問題，一靠增量建設，在舊城區改造和新城區建設時，按人口規模或服務半徑以及有關要求做好配套;二靠存量開發，發掘利用城鄉商業廣場、企業和社區場地、邊角空地等社會場地資源，加大公共文化體育場館免費開放力度，提高場館利用率。其次是經費。廣場舞活動設施建設、設備配備、隊伍培訓、作品創作、普及推廣、展示交流……樣樣都需要不菲的資金。《通知》提出，要積極拓展資金來源渠道，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對廣場舞活動給予資金及設備支持，這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經講過一個“豪豬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一群豪豬擠在一起取暖，但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于是不得不分開。但為了取暖，它們的身體又再度靠近，于是又再次被扎痛。幾經反復，它們發現最好還是保持適當的距離為好。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當下，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緊密。如何像豪豬取暖一樣，把握好兩者之間的距離，做到互不干擾，甚至于“距離產生美”，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不妨從跳好廣場舞開始，加強治理、逐步探索，讓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健康快樂、翕然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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