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一)

　　行政“逼捐”，公眾已見多不怪，但值得探究的是，在信息時代，為何該縣主要負責人的理念如此落后?《慈善法》早已為捐款攤派劃出了紅線，為何該縣還敢觸碰法律雷區?問題的根源找不到、除不掉，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種“逼捐”行為恐怕仍會上演。

　　即便是套以“扶貧”的名義，捐款仍然是內心的道德選擇，不應迫于權力，不該礙于壓力，不需看誰的面子，而應植根于自愿自覺。強迫玫瑰栽種在沙漠中，芬芳必不會持久。慈善來源于大愛生發的自覺，而自覺的培養基來自感化后的自愿。以行政名義強迫捐款，捐的不是愛心，而是鬧心，結果只能是“強扭的瓜不甜”，耗費善心資源。這個道理，早已是社會共識。違背共識的“逼捐”，背后必有利益的考量。

　　把強迫干部職工捐款變成扶貧工作任務的一部分，不僅侵犯了干部職工的權益，也無法達到精準脫貧之目的。據悉，該縣的文件派捐，共集資一千多萬元。即便是用于各自掛鉤村、貧困戶的產業發展、教育幫扶等項目，也只是杯水車薪，不可能真正實現脫貧。敢于漠視社會共識，棄法律于不顧，恐怕還是因為政績沖動，為了向上級交差。這么做，只會扭曲精準扶貧的本質，讓扶貧工作變成了“假把式”“花架子”。

　　貧困戶形成貧困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因病致貧，有的是因災致貧，有的是因為缺少勞動力致貧，有的是缺少技術和資金致貧。精準扶貧，理應以增強“造血”功能為核心，從思路、信息、項目、資金、技能等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動力，幫助黨員群眾增強致富本領，開辟致富渠道，增加家庭收入。缺錢，是貧困地區的共性問題，但依靠城市結對扶貧、產業扶貧、金融扶貧等手段實現脫貧的地區比比皆是，該縣扶貧想通過行政“逼捐”來實現脫貧，與其說是無能的表現，不如說是濫權的傲慢。

　　值得一提的是，明法于前，豈是致歉就可交代的?法律不是“稻草人”，而是“通電網”。對于該縣明顯的違法行為，必須對主要負責人加以追責處分，才能維護法律的權威，否則只會引發“破窗效應”。

　　脫貧攻堅不能僅靠一腔熱情，更不能靠違法手段。真扶貧、扶真貧，必須把干部職工的智慧與干勁兒激發出來，把企業的責任擔當撬動起來，把貧困群眾的脫貧動力攪和起來。順著自然規律下功夫，讓扶貧項目扎下根;順著市場規律施巧勁，讓扶貧效益結出果。

　　安徽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二)

　　何時“生孩”的話題能優先于買房

　　10月29日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的日子。“全面二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生育?日前有媒體引述專家的預判稱，年底將進入生育高峰。

　　這固然是一種樂觀預測，現實要比這種“想當然”復雜得多。對當下育齡青年來說，政策指揮棒早已不是影響家庭生育決策的唯一要素。在接受“只生一個好”宣傳教育數十年之后，已有一孩的夫妻在考慮要不要生育二孩時，政策因素的權重恐怕已經退居經濟因素之后。

　　我認為，與其一味對年底生育高峰持樂觀態度，從社會治理角度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是：如果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沒來咋辦?

　　這種擔憂并非毫無來由。2015年初，上海的單獨二孩政策就曾遇冷。當時，上海市衛計委家庭發展處處長樊華說，上海進入婚育年齡女性90%都符合生二孩的政策，但是申請生二孩的比例還不足5%，這與養育孩子的成本大及女性事業發展有關。

　　對于要不要生二孩，我聽到的顧慮不外乎經濟壓力、工作繁忙、孩子上學難或者女性身體條件不允許等等。有的家庭一有生二孩的想法，就遭遇了第一個孩子的抵制。過去，政策是生育決策的主要限制條件，但政策放松了以后，其他因素又升格為主要矛盾。畢竟生二孩的意義與生第一個孩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目前，一線城市不少公立醫院產科孕婦建檔一號難求，只能證明這幾個公立醫院的產科服務需求較大，既無法體現社會整體生育率的變化，也無法證明二孩生育率的提高。而局部縣市發生二孩生育冷清的現象，也可能與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往一二線城市遷移的大趨勢有關。

　　整體生育率要看統計數據。今年10月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16》顯示：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僅為1.047。這一數據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一般所要求的2.1的一半，專家紛紛大呼低得出乎意料。在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中國社會，如此低生育率應當引起全社會關注。

　　2016年以至2017年的生育率會走向何方?在數據出來前還不好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為了社會更健康、平穩地發展，生育率不能再降低。為了扭轉生育率，在確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凡是能夠提高生育率的舉措都值得嘗試。

　　社會上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設想：適當調低法定結婚年齡，適當恢復未婚(或不婚)女子的生育權利;適當調低并逐步取消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設立二孩生育補貼基金;國家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幼兒園就學補貼力度，大刀闊斧地進行教育改革;增加產假時間和丈夫陪產假時間……上述設想可不可行，如果可行，應該怎樣落實，都可以討論，最重要的是盡快形成“關心二孩”的社會氛圍。

　　一旦“全面二孩”成為日常化的話題，從公共媒體和社交平臺都為“造人”造勢搭橋，那么解決問題的辦法有的是。可現在，更多人關注的話題顯然是“房子”，而不是“孩子”。什么時候“生孩”的話題優先于“買房”了，可能就是生育率觸底回彈之時。

　　安徽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三)

　　就地高考，不能等也不能急

　　允許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就地參加高考，在推進教育公平方面無疑很有分量。以進城務工群體為代表的流動人口，為城市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他們及其子女理應享有與付出相稱的待遇。否則不但有違公平，恐怕也無法讓他們安心參與城市建設。

　　就地高考目前面臨兩大難點，一是相對發達的城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心存顧慮，擔心教育資源再分配傷及自身利益，而所在地居民也擔心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會攤薄錄取機會;二是久治不愈的“高考移民”頑疾也在侵蝕著教育公平。

　　越是“難啃的骨頭”越要堅決啃下去。好的制度關鍵在于嚴格的落實。接下來，在條件明確的基礎上，各級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門應當狠抓落實，確保“機會公平、程序公開、結果公正”。

　　實行就地高考政策首先應區分好隨遷子女和“高考移民”。在執行過程中應該公開報名情況，接受公眾監督，防止暗箱操作，對“人籍分離”“空掛學籍”“學籍造假”等弄虛作假行為進行嚴厲的打擊，這樣才能既保障隨遷子女考試和錄取的權利，又不讓“高考移民”有鉆空子的機會。

　　就地高考問題不能久拖不決，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涉及的區域、部門、人數眾多，解決這個問題不能不分情況、地域地“一刀切”。在加強對家長職業、住所、社保和隨遷子女學籍管理的基礎上，還應在相應的范圍內，盡力增加高考錄取指標。在現行高考錄取制度下，提供適當的增量，為當地戶籍考生和隨遷子女提供更公平的升學機會，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就地高考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就地高考的根源在于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此產生的教育資源分布差異。從這個層面來說，加快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逐漸縮小各地區教育資源的差距，乃是治本之策。而深入推進高考改革，改變“一考定終生”制度并擴大高校自主招生，應當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
看過“安徽省公務員申論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