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公務員申論范文一

　　保障民本利益，政府需轉換執政理念。在不少強拆事件中，總能找到政府強權的身影。在宜黃強拆事件中，有官員大放厥詞：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這種執政思維無視生命的尊嚴，也無視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是官員錯誤的“政績觀”在作祟。城市化本身沒有錯，可是，當貧困縣的“新城”建設最終成為“爛尾樓”，當強拆引發的“人民內部矛盾”愈演愈烈，當良田被轟隆隆的推土機鏟平，當無家可歸、無業可做的農民在城市化浪潮中艱難生存，當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讓農民愁眉不展，有關部門應捫心自問，自己的職責在哪兒?政府應“為民謀利”，而不是“與民爭地”，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在征地過程中，不要越權、強權，更不要違法操作。

　　保障民本利益，政府還需保障農民長遠生計。征地改革中，不僅要合理提高農民的土地補償，還要建立農民生活長期保障機制，否則征地就變成“砸農民的飯碗”，使失地農民被農村和城市雙雙邊緣化。相比城市居民，無論是在知識技能方面還是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民都是弱者。在激烈的求職競爭方面，失地農民沒學歷、缺技能，很難實現長久就業;在社會保障方面，失地農民欠缺相應的醫療、養老等保障，卻面臨城市生活的巨大壓力。這就需要一方面改革補償制度，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保證其初始利益;另一方面還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失地農民在就業、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領域同享城市待遇，從根本上保障失地農民利益。

　　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普遍出現“以城吃鄉”現象，由于現行征地制度的各種弊端，農民無法公平分享土地資本化后的升值收益，從而引發大量的社會矛盾沖突，影響社會和諧。報告明確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為保護農民利益指出了改革方向，也為改革征地制度拉開了帷幕。

　　湖南公務員申論范文二

　　精準扶貧 致富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2013年，正是在十八洞村考察時，正式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概念。在2年多后的今天，再次對這個小山村的發展情況表達了關切，充分體現了扶貧工作在“十三五”新征程中的分量和地位。從收入有沒有增加，到大齡男青年的“脫單”情況，所關心的一系列問題，正是扶貧工作是否見實效、扶貧舉措是否改善了百姓生活的樸素標尺。“十二五”期間，我國扶貧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億多。但在進一步推進精準扶貧的過程中，還要不斷“回頭看”，這既是為了鞏固工作成效，防止返貧現象出現，也是為了及時總結經驗、查漏補缺，讓精準扶貧成為持續改善貧困人口生活水平的長期動力。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規措施，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草案提出，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還要注重支持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并完善脫貧攻堅支撐體系，強化政策保障，健全廣泛參與機制，落實脫貧工作責任制。相關統計顯示，“十三五”期間共需要脫貧人數達到5575萬人，要使得這部分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實現“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扶貧任務，任重道遠。

　　一方面，精準扶貧要“授之以魚”，即保障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當然，扶貧資金、社會保障等對口支持不可或缺，但“授之以魚”不僅在于單純提高個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水平，而是要為擺脫貧困形成、長時期的有利條件。比如在一些鄉村，道路不通、網絡不暢，缺少發展產業的硬件;教育資源等軟件的缺失，更可能造成貧困的代際傳遞。因此，要將精準扶貧落到實處，就需須更加豐富“授之以魚”的內涵，不僅要關注收入，更要關注教育、交通、醫療、信息網絡等各個側面，實施的扶貧。

　　另一方面，精準扶貧更要“授之以漁”。扶貧不能只靠“輸血”，提高貧困地區的“造血”能力，才是達成“十三五”精準扶貧目標的根本之策。所謂“精準”，就是要因地制宜地選擇脫貧路徑。以十八洞村為例，該村雖然產業基礎薄弱，但自然環境優越，因而成為旅游定點村，通過旅游產業來推動經濟發展。當然，全國各地的貧困地區條件有所差異，貧困家庭的致貧原因也各有不同，唯有深入其中、量體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精準扶貧的效用。

　　扶貧工作，不僅事關貧困地區的群眾生活水平和發展機會，更事關社會公平，關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目標。用好精準扶貧政策，增強針對性、突出創新性、注重實效性，才能真正讓貧困群眾祛貧根，奔富路。

　　湖南公務員申論范文三

　　“好政策”滋養公民理性與德性

　　綜觀歷史，歷代為政者都重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將中國推向了大一統時代;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至今舉世稱道;唐太宗虛心納諫，以文治天下，開創了貞觀盛世的輝煌局面;康熙皇帝注重編修文化典籍、吸納西方文化科技，教化人民德行。時至今日，習更是提出了政策好不好要看人民是哭還是笑，作為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重要標準。那么究竟何為好政策?“好政策”不僅事關政治清朗與國家民族大義，更潛移默化的改變著人民的思維形態，使得每個公民成為更好的自己。

　　“好政策”符合人民意愿。“從來為政者，寧不忘漁樵”。“好政策”符合民意是政策得以實施和推行的基礎。唯有站在人民群眾的角度制定政策，才能最終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這是所有“好政策”的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符合人民意愿，也是我黨增強公信力，鞏固執政的基礎。

　　“好政策”滋養公民理性。“理性”是社會的規范、紀律。一個社會要想平穩的發展，就必須每個公民遵守一定的規范，在一定的約束之下生活。“好政策”就是希望能夠利用政策的約束培養起公民遵規守紀的意識。“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的出臺，約束了黨員干部的行為，培養了黨員干部自律自覺的意識，還政治清朗于民眾;信箱的設立按照既定的程序受理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給公民帶來方便快捷的同時引導公民理性思考;“限塑令”的出臺，用經濟調節的手段約束公眾隨意使用塑料袋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白色污染。因此，政策之好不僅在于人民滿意本身，更在于通過政策，培養公眾理性思考，規范公眾理性行為。

　　“好政策”更要涵養公民德性。“德性”是公民的思想道德修養，也是社會成熟的條件和標志，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會對公民的品德修養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的恢復高考政策，培養了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也顯著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很多人的求知欲、讀書欲被喚醒、被激活。試想，如果鄧小平同志沒能適時的審時度勢，恢復高考，還能煥發億萬青年的讀書熱情?培養出如此之多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的知識分子嗎?各項反腐禁令的密集出臺，約束了黨員干部的行為，更培養了黨員干部自律自覺的意識，試想如果黨和政府不能及時頒布禁令，遏制“不正之風”僅靠百姓的輿論譴責和黨員干部的自律意識，能夠真正凈化社會不良風氣?能夠用良好的黨風帶動政風民風嗎?可見，好政策能夠激發人性中至美至善的部分，抑制貪婪邪惡的部分。“好政策”不僅是人心所向，理性規范，更有利于涵養公民的德性，提升公民德行素養。

　　蘇東坡在杭州治理西湖從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滿足了民眾的實際需要;密集出臺的反復禁令規范了黨員干部的言行舉止，引導了政風民風的轉變;《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頒布實施增強了人民體質，加速了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步伐。由此可見，好的政策不僅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指，更應引導公民理性思考、理性行為，從而涵養公眾的德行。唯有如此，才能讓好政策真正發揮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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