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全面實施營改增?簡言之，就是減少重復征稅，降低整體稅負。過去，增值稅主要以第二產業為征收對象，營業稅主要以第三產業為征收對象。稅制的不統一，助推了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同時也加劇了稅收不公平的問題。而且，營業稅重復征稅的現象尤其突出，且缺乏明晰的抵扣機制設計，在第三產業往往是新技術、新業態、新經濟的孵化器的市場格局下，營業稅“疊床架屋”甚至征收過頭稅的弊端，無疑對于疏導資源合理配置，擴大第三產業規模，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了極大制約。因而，盡快實施以營改增為主的稅制改革，是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推動經濟結構優化轉型、生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迫切要求。

　　正是因為營改增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作用，因此對于在全面落地時可能面臨的考驗，需要有足夠的估計和充分的準備。比如，盡管過去4年多的營改增試點經驗表明，大多數行業和企業都會受益，但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餐飲業的一些企業，或因營業稅率低于增值稅率，或因難以獲得足夠多的進項抵扣，實際稅負有可能上升。如何保證特定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需要在確保稅收公平的前提下，拿出更多的優惠政策，鼓勵這些行業通過擴大投資、購買設備、吸納就業等方式擴大進項抵扣范圍，平穩完成營改增的銜接。此外，試點情況也表明，由于不同納稅企業和納稅人的資產規模、運營情況、應稅范圍迥異，實施營改增存在效果差異。因此，讓納稅人正確認識行業減稅與企業稅負的關系，算清降低整體稅負的大賬與履行繳稅義務的小賬，控制好征稅成本，稅收征管體系需及時改進征管方式，加大宣傳普及力度，讓稅改新政得到正確解讀。

　　其中，最關鍵的“考題”是，過去實施的是增值稅由國稅部門征收、央地按比例共享的稅收政策，其中中央財政占75%，地方財政占25%。這也就決定了地方財政更加依賴于由地稅部門征收的營業稅而非增值稅。在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后，地方財政的缺口有可能增大，地方財政支出責任與事權不匹配的矛盾有可能進一步凸顯。這就要求，在全面實施營改增的同時，理順央地財稅關系的相關改革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

　　實際上，理順央地關系并不缺乏頂層設計。而營改增為理順央地關系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這個契機因為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面鋪開，而趨于成熟。供給側改革，既包含去產能、出清“僵尸企業”、為企業減負的命題，也包含優化和增加制度供給的命題，而后者本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營改增的目標訴求和性質，同時涵蓋了供給側改革的這兩大命題。因此，對于全面實施營改增，要有推進的緊迫感，也要有以此帶動重點領域深化改革的使命感。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路線圖，縝密設計、果斷推進，營改增就能克服障礙，為激發經濟活力、突破改革堅冰提供新的巨大能量。

　　重慶公務員考試申論最新熱點：在碰撞中找到改革突破口

　　公眾關注兩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里常有回應群眾關切的聲音、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鑰匙”。

　　14日的“深化出租汽車改革與發展”主題記者會就是如此。現場媒體在提問時，點出去年兩會部長“盡快出臺出租車改革意見”的承諾，傳遞著社會的情緒和期盼。對于具體操作改革的政府部門來說，政策研究如果沒有進展、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干貨，很難讓公眾相信已經“盡快”。

　　公允地說，政府部門對出租車改革保持了客觀進取的勢頭。針對網約車管理，不僅明確了發展定位，依法實行許可管理，而且提出規范經營行為，建立多部門聯合監管機制。而對于整個出租車行業，目前也已經有了六個方面的改革框架。無論是明確應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還是建立運力規模的動態調整機制;無論是實行經營權期限制和無償使用，還是給“份子錢”以更多協商和分配空間……這一難題，在保證群眾獲得感的前提下，在兼顧各方訴求的原則下，在逐步推進的方法下，解題正在逐漸展開。

　　在改革實踐中，解決一個看起來很小的問題，常常涉及很多系統性矛盾，而且往往是做起來才認識到其復雜性。經過一年的緊張工作，交通部長楊傳堂坦言出租車改革有“三難”：統籌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平衡公眾當前利益和行業長遠發展、提升城市公交供給水平和服務水平。三個難點，在去年對外公開征求意見時已經浮現。乘客要求更好服務體驗、傳統出租車承受內外壓力、對政府的監管要求不斷提高、規范網約車需要大量政策配套……新老問題疊加、新舊矛盾交織，既有觀念體制束縛之絆，亦有利益固化藩籬之阻，又伴隨著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難處確實很多。

　　去年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和網約車管理兩個文件公開征求意見，一個月里就分別收到了5008件、6832條意見和建議。交通部負責出租車改革的一位干部回憶，當時部里的同志是白天黑夜“兩班倒”做歸納整理，就是為了不讓任何一條意見“沉沒”。各種利益群體共同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也是幫助利益各方去理解別人、認清全局、掌握自身處境的過程。很多事情的推動，都是先有碰撞，才有融合。有了這樣的過程，把利害擺清楚，把原因弄明白，就容易接受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公眾需求”，什么是“需要改善服務才留得住的利益”，什么是“不能放手的安全底線”，找到最大公約數、找出突破口，改革也就不是難事。

　　原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在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的改革時曾說，“當時中國的改革真是‘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大問題定性之后，這樣的“四不得”迅速緩解。同樣，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已三年，下一發展階段的重大問題也已經有了清晰的判斷，重要的四梁八柱已經明確標注，在接下來的落實中，最難的就是“改到深處是利益”，最重要的是改革者也要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交通部領導在記者會上表示，政府部門在改革中是沒有任何利益的，也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這句話說得很對，也是當前幾乎所有具體改革都需遵循的鐵律。人民的支持是改革最可依賴的力量，要想順利推動深水區改革，政府部門必須厘清自己的價值排序。說到底，解決人民群眾最集中最緊迫的需求，才是政府部門在改革中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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