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立了一整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且統一了度量衡、貨幣和文字，通過“焚書坑儒”加強對人們的思想控制，有效地鞏固了統一。

　　秦建立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主要內容有：

　　(l)皇帝制度，規定封建國家最高統治者稱皇帝，贏政稱始皇帝。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大權集中在皇帝手中，一切政事，最后由皇帝裁決。

　　(2)官僚制度，中央設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職分理眾務，由皇帝任免，執行皇帝命令。

　　(3)郡縣制度，分全國為36郡，郡下有縣，郡縣為地方行政單位，郡官由皇帝直接任免。

　　二、封建政治制度的演變

　　1.改革地方行政制度

　　(1)漢朝的分封制度改革。吳楚七國之亂后，漢景帝下令取消諸侯王治國與用人的權力。漢武帝進一步改革了分封制度：一是實行推恩分封，令諸侯王封嫡子以外的其他子弟為侯，以此分散其勢力，無力威脅中央政權;二是使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2)唐朝后期至北宋的藩鎮體制及其革除。庸玄宗時，沿邊設9個節度使，掌區內軍事、行政、財政大權，區內各州刺史(郡守)為其下屬。安史之亂后，各節度使擁兵自大，傳位子孫或部下，不奉朝命，稱藩鎮。北宋建立后，收兵權于中央，節度使成為大臣與宗室的榮譽銜;中央設樞密使，掌握全國軍隊的招募、訓練、調動和給養等大權，但不領兵，而領兵將領沒有這些權力，使軍權掌握在中央。

　　(3)元朝實行的行省制。除腹里地區(今山東、山西、河北一帶)設中書省外，把全國劃分為嶺北、遼陽等11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它原為中央派駐地方的臨時機構，后變為常設，再發展為行政區劃，初步奠定了歷明清至今的省區制度。

　　2.丞相制度的演變

　　從秦漢至明清，丞相制度的變化有以下幾次：一次是漢武帝設置中朝(內朝)，以侍中、常侍、給侍中等名義由其親信官員組成。中朝官吏的特點是職祿低，權力大。

　　唐朝時，丞相由中書宮中書令、門下官侍中、尚書官左右仆射等共同組成。中書省負責奏報各方奏章，提出處理意見，起草皇帝制詔。門下省負責審查中書省起草的制詔和尚書省擬制的奏抄，有不妥者駁還。尚書省是最高行政機關，下設六部。除三官外，其他參加政事堂會議(決策機構)為丞相者，需加“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

　　明初朱元璋廢中書省與左、右巫相。六部直接秉承皇帝意旨辦事。又設武英殿、文淵閣等殿閣大學士“備顧問”，后稱“內閣”。成祖時，閣臣開始參與機務。其后，閣臣權位漸重，人閣者多為尚書、侍郎，漸漸掌握了如同巫相的權力。首席大學士，稱首輔，權力極重;清代相沿。

　　3.監察制度的演變

　　秦漢監察權原由最高行政長官行使，丞相下屬的丞相史、司直管監察;御史大夫(副丞相)下屬的御史中垂管監察。漢武帝時，為加強中央集權，設13州部刺史，監察豪強和二千石郡級官吏的違法行為。又設直屬皇帝而又歸御史中承督察的司隸校尉，以糾察百官。這樣官吏之間就形成了互相制約監察的網絡。西漢末，御史大夫改稱徒有虛名的司空，御史中承改稱御史長史，成了御史臺的長官，這標志著中央政府專職監察機構、監察官的出現。唐朝御史臺的正副長官為御史大夫、御史中垂，職責是彈劫各級官吏違法行為、參與大獄審理。明朝御史臺改為督察院，長官為左、右都御史，專職彈幼百官，下設監察、巡按御史。巡按外出代天子巡查，權力很大。

　　三、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1.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1)春秋時期華夏族與其他各族雜居，互相影響，形成民族的大融合，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秦滅六國后，北征匈奴，遷民到北河、榆中(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北)墾田開疆。不少匈奴人遷移到中原，逐漸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居住在今江浙、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的越族通稱為“百越”。秦滅楚后，先后降服了浙江越族、溫州一帶的東匝、福建境內的閩越、兩廣地區的南越和西販。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會稽、閩中、南海、桂林、象等郡。秦還遷徙50萬人戍守五嶺，與越人雜居，加速了民族的融合。

　　(2)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

　　主要歷史特征是，在此時期，形成中國古代民族融合的一次高潮。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幾個主要階段有：

　　①自東漢末，北方少數民族陸續內遷，西晉更出現了五族大遷徙的局面。

　　②三國時，蜀、吳政權注意對西南和江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

　　③北魏統一黃河流域后，各族人民聯系加強，北魏孝文帝改革順應了民族融合的潮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和封建化的進程。

　　2.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1)唐朝的建立實現了第二次大統一，最西邊的北庭都護府轄地直達今咸海，最北的室韋都督府轄地到達今外興安嶺以北。

　　(2)五代遼宋夏金。

　　①契丹、黨項、女真等各少數民族自身發展中，各自產生杰出政治家，完成本民族統一，形成強大政權，彼此之間，與漢族政權之間有戰有和。

　　②民族政權并立及戰和之間，客觀上形成交流、往來、學習、融合的趨勢。

　　3.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

　　(1)元亡后，蒙古族分裂。明與瓦刺交戰。瓦刺衰落后，鞋靶與明和好，雙方加強經貿往來。

　　(2)明后期，女真后金崛起。明亡后，清軍人關，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居統治地位的大統一朝代。

　　(3)清統一后，對準噶爾貴族、回部貴族的分裂、叛亂勢力進行了平定;對土爾息特部回歸示以歡迎;對西藏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最終鞏固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貢獻。

　　(4)清設掌管少數民族事務機構，加強了各族間聯系，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

　　4.祖國疆域的奠定

　　我國疆域的奠定，是一個歷史發展和各族人民共同開發的過程，至清朝前期而基本奠定。除漢族長期勞動、生存的中原地區外，西藏地區、臺灣地區在元代正式成為中央政權的行政管轄區。東北地區唐代已進行有效治理，至清代，由于是滿族發源地，益受重視。清代加強了對青海、新疆等地的管轄。清政府抗擊沙俄對東北的武裝侵略，粉碎英國侵略西藏的陰謀，擊退廓爾喀軍隊對西藏的人侵，進一步維護了國家的領土完整。

　　清朝疆域空前遼闊，西跨蔥嶺，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北至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和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到臺灣及其附近島嶼釣魚島、赤尾嶼等，南到南海諸島，成為亞洲東部最大的國家。

　　四、農民起義與王朝更替

　　(1)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這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推翻了秦朝。

　　(2)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推翻王莽政權。

　　(3)東漢末年，張角創立“太平道”，公元184年，發起“黃巾軍”起義，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

　　(4)唐朝末年，發生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致使唐朝衰落。

　　(5)元末農民起義，主力是紅巾軍，最后朱元璋領導農民起義軍推翻了元朝。

　　(6)明末農民起義，兩大主力為李自成和張獻忠，提出了“均田免糧”的綱領。

　　(7)清末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統治。

　　農民起義的目的在于反對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和剝削。農民起義的矛頭一般直指國家政權及其政策。其目的在于要求平均、平等，如北宋王小波起義的“均貧富”、南宋鐘相起義的“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起義的“均田免糧”，都說明了這一點。

　　五、王朝盛世的出現與衰落

　　1.“文景之治”與光武中興

　　兩漢之初，統治者都吸收前朝滅亡的教訓，調整政策，與民休息，減輕剝削，因而恢復了經濟，出現文景之治和光武中興的局面。

　　“文景之治”是漢朝盛世的標志。在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以“無為”思想為指導，實行輕搖、薄賦、省刑的政策，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又鼓勵民眾開礦、冶鐵、煮鹽、鑄錢，大力發展手工業。取消關卡、橋梁檢驗通行證制度，促進商業發展。在此基礎上，西漢中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統一，使漢王朝成為世界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成為鐵器、鹽、絲織品、漆器等產品和牛耕、打井技術的出口地。周邊少數民族和國家通過商品交換與朝貢貿易得到大量實惠，西域50余國和匈奴臣屬漢朝，日本也來朝貢。

　　2.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唐朝盛世的象征。貞觀是唐太宗的年號。庸太宗親歷過隋末農民戰爭，領悟了人民能載舟覆舟的道理，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使國力強盛，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唐朝有遼闊的疆域，而且是當時世界上有高度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制度、服飾、漢字、佛教、著作傳向鄰國，也吸收其他國家的文化。

　　3.康乾盛世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從中國自身歷史發展來看，可以認為是又一個盛世。首先，采取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實行“更名田”制度承認農民的耕地所有權、攤丁人畝提高佃戶和雇工的身份地位等措施，促進了經濟發展，人口大幅度增加，也有利于農民和雇工的人身自由。其次，抗擊了沙俄的南侵，平定了國內的割據勢力，鞏固了滿蒙漢統治階級的聯盟，又一次建立了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然而，就在這時西方把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后面。從1662年康熙即位到1795年乾隆退位的133年中，西方社會發生了一連串的大發展：自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世界市場日益擴大;18世紀60年代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機器紡織業開始產生，80年代因蒸汽機的發明得到進一步發展，遍及冶金、采掘、機器制造等行業。而中國在盛世喧鬧的余音中逐漸衰落，乾隆朝結束后的45年，即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中國從此陷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

　　六、土地制度變遷與農業經濟發展

　　1.土地制度的變遷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中，國家對土地擁有最高所有權和支配權;同時，又承認私人對土地的買賣、出租、轉讓、占有、經營等權利，也常常從宏觀上調整土地的占有結構。

　　西漢前期為“強干弱枝”，曾多次遷徙東方各諸侯國的“強族豪杰”和“高資富人”到關中地區;對退役士兵和受撫游民給予土地，以恢復和發展農民經濟。西漢中期以后‘，除徙民實邊外，還多次把中原地區的“公田”“假與”貧民耕種，進而采取“限田”的措施，以阻止土地兼并。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后，由于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先后采取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試圖既使國家能夠控制足夠數量的個體農民、勞動力和兵員，又保證地主階級占有大量的私有土地。

　　唐朝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受破壞，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但國家仍然掌握著宏觀調控土地占有結構的權力。

　　2.賦役制度的演變

　　總的趨勢是搖役有所減輕，勞動者的人身控制趨向緩解，人身趨向自由。

　　漢朝的田租率是“三十稅一”;而成年男子每人每年要到郡縣服勞役1個月(更卒);一生要到郡縣和京師服兵役2年(正卒)，到邊防服兵役1年(戍邊);還要交納人頭稅。佃農雖不向國家交田租，但要向地主交“見稅十五”的地租，搖役、兵役、人頭稅概不能免。這說明國家對勞動者人身控制是強烈的。

　　唐朝實行租庸調法，搖役、兵役負擔比漢朝減輕。如關于庸代役稅交納實物的規定，每丁每年要服役20日，閏月加2日，無搖役則納絹或布代替，額外加役15天者免調，加役30天者租調全免。

　　唐朝后期實行兩稅法，按田畝納米粟，按戶等納錢，而戶等是由丁壯和財產數額劃定的。

　　明朝推行一條鞭法，按丁、糧派役，再把夏秋兩稅、其他雜稅編為一條，一律改為征銀，差役由政府用銀雇人充當。

　　清朝雍正時，有鑒于一條鞭法對有丁無地或有地無丁的貧民也征收丁銀以至于貧民紛紛流亡的弊病，采取“攤丁入畝”、“地丁合一”辦法，把丁銀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從此，無地民戶不納丁銀，納地丁銀者不服搖役，官府用工“悉出雇募”，國家對民眾的人身束縛減弱。

　　3，農業經濟的發展

　　上述土地占有結構和賦役制度的演變，不僅對社會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而且創造出了封建社會的盛世和輝煌。然而，這些生產關系的調整常常是通過嚴重斗爭而得到的，而且，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經濟的發展常常要受到阻礙和破壞。其一，周期性的農民戰爭和軍閥混戰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新王朝建立后又得重新恢復、發展經濟，使經濟發展呈現為斷續式的向前發展態勢。其二，封建政治對經濟發展有時有巨大推動作用，如西漢初期、唐朝初期，但是，有時也有巨大的破壞作用。以世襲制、終身制為保障的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暴君、昏君可以恣意妄為;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往往使經濟遭到巨大破壞。其三，封閉半封閉狀態使經濟發展受阻。一方面是長期的自然經濟，造成封閉半封閉狀態，不利于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使統治者以老大自居，不向別國學習，不思開拓進取，也阻礙了經濟發展。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后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不是偶然的。輝煌中包含著衰敗的因素。

　　七、重農抑商觀念的演變與工商業的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主導的社會，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民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個體農民經濟既是封建統治的基礎，又是國家賦稅、搖役和兵役的主要承擔者，因此國家在主體上采取重視農民和農業、輕視商人和商業的“重農抑商”政策，但是也出于社會生活和財政上的需要，采取一些促進商業的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在戰國時就有明顯表現，漢朝以后趨于強化。戰國時，李惶重農抑商，一度使魏國成為強國;商鞍變法獎勵耕戰，使秦國強大。漢朝開始把重農抑商政策系統化，漢武帝采取了“算絡”、“告絡”和“禁榷”(專賣)制度。算絡就是把商人的資金和貨價由原本的每絡作錢1000文算作2。。o一4。。。文，并按增值數征稅;告婚即獎勵民間告發商人資產，使中等以上商人大多遇告而破產。禁榷則把鑄錢、煮鹽、冶鐵、釀酒等業收歸國家專營專賣。對于商人，從漢高祖開始就采取各種壓制政策，禁止商人穿著絲綢衣物、乘車騎馬，本人及其子孫不得做官，此后歷朝亦有類似規定。

　　重農抑商雖然是歷朝的基本國策，然而，工商業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且有厚利可圖，貴族、官僚也不乏參與其中，所以商業以其自身的生命力逐漸發展，重農抑商政策亦逐漸有所改變。春秋戰國時民營工商業已經出現并有較快發展，涌現出了以工商業起家的富豪。漢文帝時，為發展經濟，“弛山澤之禁”,“聽民放鑄”，讓民煮鹽、冶鐵、鑄錢，使工商業與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漢昭帝時，又取消酒的專賣。

　　自漢朝以后，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時強時弱，但總的趨勢是逐漸弱化的。由國家專賣的商品雖然時增時減，但一直堅持專賣的只有鹽一種，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有時也專賣鐵、銀、銅、錫、礬、酒、茶等物品。民營工商業則持續發展，唐朝比漢朝發展;宋朝又比唐朝發展，絲織、瓷器、造紙、印刷、造船都較發達;對外貿易繁榮，還出現了紙幣。明清時又比宋朝發達，出現了許多新的工商業市鎮和工場手工業。對商人的抑制亦時被打破，商人或出資捐納官銜，或培養子弟讀書做官，宋朝時甚至出現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商人“服飾侈于貴族”、用馬用車又用轎的現象。

　　在古代經濟思想史上，始終存在著如何對待農業與工商業的不同主張。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工商業者自然受到鄙視，被視為謀利的小人。齊國的宰相管仲重工商，越國的大夫范蠡主張“農末(商)俱利”，明末清初的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然而這些思想不占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