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課文原文：

　　唐雎不辱使命課后練習答案：

　　一、 熟讀課文，回答下列問題。

　　1、你認為秦王要求“易地”有怎樣的用心?

　　2、秦王是怎樣恐嚇唐雎的?唐雎是如何回應秦王的?

　　1、秦王要求“易地”肯定是包藏禍心的，所以安陵君和唐雎君臣堅決不答應。

　　具體答案依學生見解，不求統一。

　　2、秦王指責安陵君“逆寡人”“輕寡人”，一面以“滅韓亡魏”來炫耀自己的軍事實力，企圖迫使唐雎屈從他的意志。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于是進一步用戰爭進行恫嚇，極力描繪由“天子之怒”引起的戰爭的可怕場景。

　　而唐雎凜然不懼，不畏強暴。唐雎針鋒相對，用“布衣之怒”對抗秦王的“天子之怒”;其次，唐雎列舉了三個布衣之士的例子來反駁秦王，并表示要效法這些有膽識的勇士，刺殺秦王;最后，唐雎“挺劍而起”以死相拼，挫敗秦王。

　　二、下列各組劃線的詞各相當于現代漢語的什么詞，表示什么語氣?

　　1、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1、“也”是表示疑問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呢”，這里有反問的意思;“也”是表示判斷語氣，現代漢語中可以不翻譯出來。

　　2、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技亦靈怪矣哉

　　2、“哉”是表示疑問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呢”，這里表示反問;“哉”表示感嘆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呀”。

　　3、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

　　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3、“乎”表示疑問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嗎”;“乎”表示感嘆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啊”。

　　4、與臣而將四矣

　　泯然眾人矣

　　4、“矣”表示陳述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了”;“矣”表示陳述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了”。

　　三、翻譯下面的句子，注意加粗的詞古今意義的不同。

　　1、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2、雖然，受地于先生，愿終守之，弗敢易!

　　3、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此題意在使學生逐字逐句理解文章的內容，幫助學生學會抓住關鍵文言詞語，疏通文言文意的方法。

　　1、我想要用方圓五百里的土地交換安陵，安陵君可要答應我呀!　易：交換。

　　2、即使如此，但是我是從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終守護它，不敢(隨便)交換。　雖然：既便如此。

　　3、那韓國、魏國滅亡了，而安陵國卻憑借五十里的土地存留下來，只是因為有先生啊!　徒：只。

　　四、戰國時期，“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階層。請你請教老師，查找有關資料，說說戰國時期的“士”是指哪一類人，舉出幾個歷史上有名的“士”，在班上講講他們的故事。

　　此題意在以本課為契機，讓學生了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士”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引導他們多閱讀一些相關的歷史資料或人物傳記，增加文化積累。

　　“士”的最基本含義是成年男子，由于一個近似于社會分層化的過程，它逐漸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員之稱、統治部族成員之稱、封建貴族階級之稱、受命居職之貴族官員之稱，以及貴族官員的最低等級之稱等等內涵。這是“士”的早期發展演變過程，時間大約是商周時期及其更早年代。大致到周代時，人們一般認為，“士”主要泛指各部門掌事的中下層官吏，為貴族階級中的最底層，其下便是“庶人”了。在春秋戰國時代，士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這些變化進行具體的論述。

　　到了春秋戰國之際，隨著社會組織的復雜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長，政治上的職事逐漸由簡趨繁，這種新的局面必須有大量的“士”才能應付得了，士階層因此有了驚人的發展。此時的士，從解體的封建制度中獲得解放，成為自由流動的社會力量，不必尊奉固定的主子，從事的是與知識技能有關的腦力勞動。這一時期的士，大多周游列國，宣揚其政治主張，故也被稱為“游士”。實際上，戰國時代的士，幾乎沒有不游的。從蘇秦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沒有固定的田產和職事，宗族關系十分疏遠，于是他們輕去其鄉，甚至宗國的觀念也極為淡薄，因為缺少宗族和田產的兩重羈絆。當時的列國，新興地主階級取得政權，爭相進行政治改革，他們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選拔人才來進行改革工作。新興的士，不但本身具有知識和技能，而且在社會上還能起到號召作用，自然成為了諸侯們爭取的對象。諸侯們發出納士的口號，引得游士競相入其門下，為其效力，大批人散布在諸侯貴族門下。人們從戰國中晚期的文字材料中發現，這些托庇私門的游士有不少是抱著借機會作官的野心，但無可否認的是，其中必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只求一飽的寒士。這些貧不足以自存的游士，個別地看來似乎無足輕重，但幾千人聚在一起卻是當時政治上一股極大的力量，他們不僅為主人提供個人的服務，更重要的是被當作權力的政治基礎，在很多時候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的例子，發生在孟嘗君、春申君等貴族身上的比比皆是。

　　到在戰國時期，“士”構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來源，在列國政治中異常活躍。有學問有知識的士階層，以“仕”為專業，盡管在一個大大增加了流動性的社會中，這個群體或等級已經不僅僅來源于貴族，但是它依舊保持了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以及“精神貴族”的氣質。戰國時期的士，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征。余英時先生認為孔子是中國“士”的傳統的開端，他處在士階層興起的歷史關頭，對這一階層的性格形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在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努力給它貫注了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出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而他的弟子曾參，也闡發了針對士所承擔的精神責任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作為孔門后學，孟子更認為，士應能不論窮達都以道為依歸，則自然發展出一種尊嚴感，而不為權勢所屬。這些學說，都明確指出了“士”在精神上應以“道”為旨歸，而這“道”，在當時主張各異的諸子百家中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治國、平天下之道。仕，不僅是“士”參政的傳統要求，也是實踐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的最有效途徑。如何才能入仕，對于春秋時期的“士”來說，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孔子所說的“學而優則仕”，其二則是有沒有“道”。士所恃的“道”是人間的性格，他們所面臨的是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他們之所以收到列國君主的尊重，也是由于他們所代表的“道”。在各國爭霸的局面下，諸侯們更需要“道”對他們的“勢”加以精神的支持，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一套具有歷史淵源的理論來強化他們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這時期的許多士，都游于各國諸侯之門，上者獵取卿相，下者也可求得一飽。而知識界領袖則更受到君主的特殊禮遇，他們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不需為生活擔憂。不僅如此，他們的議政自由還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實上，他們的主要職責便是“議政事”，以“道”影響諸侯們的政治作為。在此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士不肯向政治權威妥協的時候，他們保持以道自重的高尚節操，總是以整個社會作為關懷的對象，而野心勃勃的諸侯們卻未必能有這樣的胸懷，這樣的士在諸侯眼中是具有高度政治危害性的人物，但卻是荀子口中的“正直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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