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法干警申論時政熱點(一)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既有經驗和共識，也有教訓和誤區。比如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出臺了很多規定，也加大了立法保護力度，但各地在執行上松緊不一、甚至有地方保護的問題。曾有這樣的案例，一個地方的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把另一個地方的企業技術骨干挖走了，并把企業核心技術也帶走了，當地給土地、資金，讓那些擁有技術的人員辦企業。原來的企業打官司，但涉事企業所在地政府卻百般阻撓，這種做法對保護創新是極為不利的。比如戰略性新興產業、新技術產業，各地一窩蜂地重復上馬、盲目上馬，導致我國有些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沒有長大，就已經是低水平過剩了，光伏產業就是例證，病根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長了。再比如，一些地方不顧當地的產業基礎和人才支撐情況，建設了很多公共研究平臺，結果幾年內都招不來幾個科技型企業或骨干人才，導致平臺空置、資金浪費，一些所謂的創新園區變成了房地產集中區，這違背了創新的初衷。實際工作中，類似的假創新、偽創新、功利性創新案例還有很多，究其根源是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當前，更好地發揮市場在創新中的作用，已經迫在眉睫。我國在科技、人才、投融資、市場準入等領域內的改革，重要的指向，就是破除形形色色的門檻、掣肘、不公平、封閉壟斷等問題，創造一切有利條件讓市場在推動創新驅動中唱主角。具體來說，要發揮好市場四個方面的作用。

　　一是試錯作用。創新是伴隨風險的智慧型活動，創新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而創新又幾乎無處不在。因此，創新常常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由于市場具有分眾化、機制活、掉頭易等特點，犯錯通常不會太大，成本和代價相對不高。事實上，一個個創新成果往往都是在千百個試錯的基礎上形成，因此，這方面的作用要讓市場扛起來，當然，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

　　二是聚合作用。創新常常需要協同，既有上下游的協同，也有左中右的協同，還有跨行業的協同，等等。協同不是拉郎配，而是由市場的力量起主導作用。比如新能源汽車，無論是車體本身的創新，還是供電方式創新，都涉及資源要素的聚合、協同。這種行業與行業、整體與細分之間的創新協作，應由市場來完成，政府的手不能亂干預。

　　三是火車頭作用。市場對業態、技術、模式的創新需求最為敏感，比如電商領域內的風云際會、各比高低，比的就是企業的創新能力，哪家企業創新能力強、人才聚合好、商業模式優，哪家就跑到了前頭，成為行業老大。哪家創新能力弱、模式陳舊，哪家就面臨被吃掉或淘汰的危險。只要有適宜的市場環境，各行各業的企業都將爭當創新火車頭。

　　四是反向作用。對政府來說，市場有時會產生反向推動作用，就是倒逼政府該從哪里退出、該從哪里進入。比如在一些競爭性領域，政府主導的力量過大導致市場失調，那么市場就會以抵制壓力的方式向政府傳導信號，要求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諸如此類，政府要高度重視市場的反作用信號。

　　誠然，市場不是萬能的，在創新驅動戰略落實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一刻也少不了，當務之急是打造公平的創新環境，重中之重是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各級政府都要旗幟鮮明地舉起保護創新、保護知識、保護人才的大旗，通過嚴格執法來震懾那些剽竊創新、侵犯權利、復制品牌、偷盜專利等不法行為，讓違法者失利、讓創新者得利。同時，政府要進一步完善科研評價機制、人才流動機制、收益分配機制、資金管理機制、市場準入機制等，對那些不利于創新、不利于人才發揮作用、不利于市場活力涌現、不利于公平正義的老辦法、老套套進行徹底清除，為創新提供一個公正、透明、鼓勵、包容的好環境。

　　浙江政法干警申論時政熱點(二)

　　近年來，隨著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快速轉變，多元化、個性化需求顯著增多，而在供給端，我國農產品常常不能滿足這些需求，仍然是大路貨居多，一些品種甚至生產過剩，出現“賣難”。這一問題是我國農業面臨的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為此，農業部最近提出，重點推進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轉型升級。

　　這一目標的實現，關鍵在于全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今年3月8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4月25日，他在我國農村改革發源地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座談會時再次強調，“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本靠深化改革”。

　　那么，如何理解和準確把握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關鍵是回答三個問題：為什么?抓什么?怎么抓?

　　為什么?這是應對農業發展嚴峻挑戰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存在深層次矛盾，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來化解。

　　一是國際競爭力下降。盡管201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6.2億噸，但全年糧食進口量再創歷史新高，達到1.3億噸。造成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根本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倒掛。以2015年12月為例，稻米、小麥、玉米國內市場價格比配額內進口到岸稅后價格每噸分別高出1320元、920元和600元。造成價格倒掛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農產品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增長過快。

　　二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長期超采地下水，侵占濕地造田種糧、造池養魚，開墾陡坡耕地和易沙化土地，利用重金屬污染耕地種糧種菜，農用薄膜殘留土壤，這些生產行為增加了當前產量，但這是以犧牲子孫后代發展根基為代價換取的。農業產能透支帶來的后果在逐步顯現，導致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下降。

　　三是供需匹配能力下降。我國農產品供需失衡問題較為嚴重。據估算，2015年我國糧食消費量約為6.5億噸，0.3億噸的缺口需要靠進口彌補，但2015年我國糧食實際進口量達到1.3億噸。之所以超量進口1億噸，在于我國需求量大的大豆國內生產不足，而國內玉米產量增長難以被需求增長消化，大量庫存積壓。奶粉進口量快速增長，而國內奶牛養殖業銷售不暢。

　　抓什么?關鍵在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與農業結構調整相比，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注重解決體制機制問題，從根本上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應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以新的發展理念解除農業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一是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這是應對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和農業兼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控制農產品人工成本過快上漲、增強我國農業基礎競爭力的根本出路。要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推進“三權分置”改革，構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體系。

　　二是以綠色產能的增長接替邊際產能的退出。如果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計入生產成本，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開墾陡坡土地和濕地、超采地下水、使用重金屬超標耕地形成的那部分產能就會得不償失，是需要市場出清的、典型的邊際產能。促進這些邊際產能有序退出，必須找準支點，特別是要把外部負效應內部化，讓采取這種生產方式的人付出代價，讓其有壓力退出;實行輪作休耕補貼，讓其有動力退出。同時，要讓綠色、健康產能的增長跑贏邊際產能的退出，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大規模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和農田水利建設，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

　　三是延長和重構農業產業鏈、價值鏈。在總結借鑒日本“六次產業”和我國農業產業化經驗的基礎上，以農業為基礎，以提高農民分享比例為目的，推進農村一二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按照有利于延長農業產業鏈的方向，推動農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按照有利于農民分享增值收益的方向，完善農業產業鏈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

　　怎么抓?重點是釋放正確的市場和政策信號。

　　既要發揮市場信號的導航燈作用，也要發揮政策信號的指揮棒作用。穩步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以降低價格扭曲程度、矯正資源錯配為方向，以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與保護農民利益并重為原則，“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繼續執行稻谷和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但要增強政策彈性，改變只漲不降的剛性預期。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建立“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新模式。無論是將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合并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還是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抑或是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完善農業保險制度，都應體現向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聚焦、向新型經營主體傾斜、向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生產方式發力的政策取向，以農業政策轉型引領農業發展方式轉型。

浙江政法干警申論時政熱點分析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