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數據顯示，我國“民告官”案一年10萬件以上，勝訴率不足三成。而上半年合肥市中院審結了20件，其中駁回原告訴訟請求18件，確認省政府行為違法1件，撤銷省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復議申請決定1件。也就是說，勝訴率只有5%。雖不能以偏概全，但兩組數據對比，我們也不難發現，“民告官”的勝訴率依然很低，而且被告行政級別越高，勝訴幾率越渺茫。

　　為何被告行政級別越高，“民告官”勝訴幾率越小?一方面，必須要承認的事實是，政府行政級別越高，其制定政策、出臺決議，越縝密、越科學合理，經得起推敲。以省政府為例，制定相關決策，首先要各主管廳局審定，報送主管領導，然后上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最后有政府法制辦把關。層層把關、推敲，出錯的概率，自然比法律人才相對匱乏，決策相對“粗獷”的縣鄉政府小得多。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由于施行“轄地管理”，地方法院財物保障，甚至是一把手的任命，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在省政府一級，這樣的依附更緊密。法院很難頂住壓力，判政府敗訴。甚至會出現，省政府沒有任何的暗示，法院都會“自覺”地作出有利判決。因此，“民告官”勝訴與行政級別成反比，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民告官”敗訴，也不代表問題不能圓滿解決。相反很多時候，即使政府勝訴，也會最大限度滿足原告的合理訴求。但政府與原告達成“城下之盟”，即使結果無損公平，但也會成為程序正義的硬傷。更何況，部分案件中造成的司法霧霾如何驅散?因此，擠掉“民告官”的勝率中的水分，守住行政訴訟中的司法底線刻不容緩。

　　據統計，“民告官”案原告勝訴率，從10年前的30%已降至近年的10%。在行政訴訟案件大幅攀升的當下，這無疑意味著“民告官”目前更加的一勝難求。如何改變目前“民告官” (特別是告行政層級較高的政府)遭遇的窘態?我認為，只有排除司法與行政的利益瓜葛，消除各級政府對司法的潛在影響，才能“民告官”回歸正常。從這個層面看，盡快落實提出的巡回法庭制度，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