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公務員申論熱點(一)

　　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下發了2017年1號函件《關于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戰”字樣，改為“十四年抗戰”，并視情況修改與此相關內容，確保樹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戰”概念。

　　綜合分析

　　中國歷史教材此前常用的“8年抗戰”，為人們所熟知。8年，是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的全國性抗戰。現在，一個新的歷史概念即將在新一代國人心中形成：“14年抗戰”的起點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這6年，被莊重寫入教科書的抗戰史。

　　教材是教育過程開展的基本遵循，代表了權威、標準與主導，全面體現知識、智慧，科學性與人文性。在教材中對14年的提法予以明確，就是強調“九一八事變”后的14年抗戰歷史是前后貫通的整體，全面反映日本侵華罪行，全面體現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強調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凸顯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抗擊侵略的偉大民族精神。

　　對于廣大青少年來說，接受怎樣的歷史教育，將直接關系到他們如何看待歷史、迎接未來。在中華民族走過的漫長征程中，抗日戰爭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段歷史。讓青少年準確了解、正視這段歷史，不僅可以增強整個民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弘揚愛國精神，更重要的是，讓歷史成為最好的愛國主義老師，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打下厚重飽滿的精神底色。提醒孩子們，在日后真正成長為國家棟梁之時，在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交往之時，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因此，從8年到14年，不僅僅是數字的統一，而是對一段歷史的認知，是用歷史教育為孩子們更好打下精神的底色。

　　對策措施

　　一是弘揚抗戰精神，強化國家意識。看清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才能在內涵上客觀全面準確地把握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的歷史地位，才能正確認知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貢獻。

　　二是以此次教材修改為契機，進一步研究梳理抗戰史，消除近年來“抗日神劇”等歷史泛娛樂化所造成的認識混亂以及價值觀扭曲，加強對青少年乃至全社會的歷史傳承，積極正本清源。

　　福建公務員申論熱點(二)

　　2017年1月9日,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通報了該省醫保個人賬戶活化政策,明確個人賬戶歷年資金可用于支付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配偶、子女、父母的醫療保障費用。浙江省也成為國內率先出臺政策允許家庭成員之間醫保資金進行共濟互助的省份。(1月10日《中國青年報》)

　　綜合分析

　　[原因]

　　禁止醫保賬戶資金借與他人使用的初衷,其實就是防止醫保資金被隨意套取濫用,這是基于加強監督管理的考量。然而,這樣的考量卻是以犧牲家庭倫理和法治為代價的,因此,必須加以反對并及時糾正。

　　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義務、夫妻共同財產的性質,都包含了最基本的法治精神,都承載著最基本的家庭倫理,禁止醫保賬戶“家庭共濟”的政策法規在注重醫保資金監管效果的同時,卻忽視了基本的法治要求,有悖法治精神和家庭倫理。更要看到的是,在浙江省醫保賬戶已允許家庭共濟的情況下,其他省份依然將其視為違法甚至犯罪行為,這樣就會出現同案不同判的尷尬狀況,還損害了法制的統一,從而傷害司法權威。因而需要盡快推動在全國范圍內實現醫保賬戶的“家庭共濟”。

　　[意義]

　　醫保“家庭共濟”可有效提高個人賬戶資金的使用率,有利于政府部門對職工醫保的規范管理,更好地做到醫保資金專款專用,抑制醫保資金用于購買生活用品的社會歪風。對政府而言,這是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疾苦、惠民利民的好舉措,也是給了百姓又一民生福利。“醫保共濟”讓群眾得到了實惠,讓政府贏得了信任,實為雙贏之舉。

　　對策措施

　　當“家庭共濟”的模式雖好,若過于單一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推動醫保個人賬戶的合理、高效和精準使用,需要在管理思路上具有更寬的視野,更靈活的措施,在手段上更進一步。除了可以家庭共用,購置保險、進行養生和體育健身之外,還應從宏觀上調整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之間的結構關系,適當增加統籌基金的繳費比例,降低個人賬戶的返還數量,或者對個人賬戶的返還結構進行調整,對特殊群體給予照顧。在綜合平衡與全盤統籌之下,激活醫保個人賬戶才會更有活力與張力,并讓公共管理的智慧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

　　福建公務員申論熱點(三)

　　幾個月前，上海的阿大蔥油餅鋪因證照不齊，被黃浦區食品監管局關停，一時間輿論四起。有的指責簡單執法，有的為嚴格執法叫好，更多的為街邊傳統小吃、“草根美食”的去向擔憂。如今，在各方努力下，阿大蔥油餅鋪前又排起了長隊，這是上海這座城市發生的一件小事，但作為政府現代治理能力的體現，卻具有一定標本意義。

　　綜合分析

　　處理無證無照經營的網紅蔥油餅店，確實是對當地監管部門的一個考驗。如何既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又能夠得到民眾的情感認可，必然要面對情與法的沖突。實事求是地說，政府部門從食品安全、城市環境、影響周邊居民生活的角度出發嚴格執法，完全應該。如果阿大蔥油餅因為被海外有影響的媒體報道過，就對他違法經營網開一面，顯然在法治的邏輯上說不通，人們對政府的評價就要打折扣。但另一方面，這些“草根美食”走進店堂，卻因租金成本太高，大都無法承受。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要保存地方特色，一邊是依法執法的剛性要求，一邊是傳承本土美食文化的市民需求，政府應該如何求取最大公約數?

　　城市特色的美食小吃是承載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但是隨著城市商業化的發展，很多傳統特色小吃面臨生存危機。如果堅持傳統工藝，便很難做到大規模生產，從而租不起租金越來越高的店鋪，只能以流動攤販或者蝸居在居民樓內等方式生存。而改變工藝，實現商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又將使其失去原有的味道和氣質。

　　阿大老伯的蔥油餅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堅持傳統生產工藝，堅持慢工出細活，為了保證蔥油餅的口味和品質，甚至拒絕了企業的收購。這種專注的態度和堅守的精神難能可貴。在很多人看來，對待蔥油餅店的態度，也體現了執法部門對老伯堅守傳統的精神以及城市傳統美食的態度。

　　這次黃浦區有關部門執法之后，沒有做“甩手政府”，而是主動牽線搭橋，幫助阿大與某網絡訂餐平臺達成合作協議，由該平臺出資為“阿大蔥油餅”在原址附近尋得新址，并承擔新店開設的租金。這樣，三方合作，餐飲執照等難題也得以解決，既捍衛了法治的尊嚴，也留住了本土的特色，更滿足了市民的需求。在政府的治理和協調下，一個草根小店重生，為政府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啟示。

　　啟示

　　啟示之一，政府執法與民意表達良性互動。執法部門沒有為輿論左右，堅持按食品安全條例執法，這是值得點贊的。與此同時，阿大蔥油餅被叫停后，坊間各種意見、建議通過媒體作了充分表達，包括阿大在內的利益相關者都表明了自己的意見。由于言路暢通，不同意見的交流愈來愈趨于理性，凝聚了最大共識，這為政府部門事后協助恢復阿大蔥油餅奠定了基礎。

　　啟示之二，現代治理首先是提供服務。相關部門執法后沒有“一關了之”，而是千方百計為“阿大蔥油餅”的重新開張尋找辦法。他們的做法是互動、透明的，而不是簡單粗暴，頤指氣使。在執法之后，黃浦區市場管理部門在管與不管之間，選擇了一個政府最合適的位置：提供服務，讓求生存的違法者找到出路。這樣的治理思路，對解決“馬路黑車”“群租現象”等城市頑癥都是有借鑒意義的。

　　啟示之三，用創新的方式體現服務。有了服務的意識，但缺乏好的服務方法，仍然難以達到服務效果。這次政府部門引入網絡訂餐平臺為“阿大蔥油餅”托底，不僅保留了“阿大”的手藝和品牌，更重要的是為“草根美食”借助互聯網平臺轉型發展提供了一次機會。政府有了市場和數字化的現代理念，它的服務和治理就可能達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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