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高考語文閱讀練習題

時間：2024-03-05 05:26:53 焯杰2 語文備考

　　廣東高考語文閱讀練習題原文

　　然而事實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預料，也給了任何友人一個沉重的打擊。

　　是8月9號這一天的正午，林庚剛從北大醫院里拔牙出來，就到了我這里，坐定了就告訴我說：“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醫院，剛動過手術。”這是我聽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問起林庚見過朱先生的情形來，他說還好，我們總認為動手術的病的危險都在動手術的那一剎那，如果經過良好，是可以無礙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過一兩天再去看他。同時我一向也有一個偏見，就是認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這種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個難堪的負擔了。因此，我就又躊躇了。

　　誰知在10號的報上，也就是我曉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經登著朱先生病危了。我這時堅信我聽到的林庚所見的情況是實，新聞記者的消息可能是舊聞，只是曾經一度危險而已，又為了刺激讀者，便渲染的過分，這也是中國新聞記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對了，11號12號都連著登起那惡劣的消息來。我不能不動搖了，我決定在12號下午去看他。誰知道這天下午又因為有事沒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為已經不是活著的佩弦先生了，原來他在12號的上午十時已經逝世了!

　　連日的陰風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樂。給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記憶一頁一頁地翻著，想起了十七年來和朱先生的往還。

　　最初和他的認識是我入了清華。那時他才三十幾歲。我沒有上過他的課，課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兒。見面最多的時候，是在鄭西諦先生還在北平時，大家共同編《文學季刊》的一段。這時期雖然不太長，可是因為每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鄭先生家里聚談，并且吃晚飯，所以起碼每一星期是有一個很充分的時間會晤的。因為朱先生的公正拘謹，我們現在也不大記起他什么開玩笑的話，同時別人也不大和他開玩笑。只記得他向鄭先生總是全名全姓的喊著“鄭振鐸”,臉上發著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讓我們感覺他是在友情里年輕了。

　　那時鄭先生住在燕京，從燕京到清華是有一段路的。每當我們夜深歸來，往往踏著月光，沖破了犬吠，在談笑聲里，越過了不好走的小路，快樂地分手。現在記得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當時開著“陶詩”的一門課，我很想去旁聽。當我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有著習以為常的謙遜，說：“沒有什么意思，不值得聽的。”我們那時年少氣盛，也就信以為真，又聽說他常常叫人背誦或默寫，錯了字還扣分。我們那時又是不拘束慣了的，于是更覺得不聽也罷。后來知道他所寫的那篇《陶淵明年譜之問題》，恐怕就是那時研究的心得的結晶，到了自己對陶淵明也發生興趣時，是很后悔沒曾聽他的講授了。

　　朱先生謙遜，客氣，而且小心。他對于一般人的稱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編刊物，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著涂改，這涂改之中有著一個共同點，就是盡量把口氣改的和緩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絕對”“萬分”“迥然”“必定”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輕淡一些的了。

　　這一點兒也不錯。在待人接物上，我們很少見到他疾言厲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們也很少在他身上發現熱狂，像臧克家所說的“燃燒”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實在有著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馬虎。他的字從來不茍，一筆一畫。他對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堅定。而有一個一定的界限，——當然是穩健的。

　　他寫文字很審慎而推敲。在清華的時候，我們在一次談天里，問起他一天寫多少字，他說：“五百。”他反過來問我。我說：“不一定。快的時候，曾寫道一萬五千字的長文，還另外寫了兩篇雜感。”可是這是那時的話，后來自己也體驗到每天寫不到五百字的時候了。

　　在戰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華又是好環境，教授們的家都相當安適。每每在我們當下午四五點鐘去談天的時候，不但暢所欲言，既不關時局，又不談物價，更沒有愁眉苦臉，而且吃著好茶，有時來一道甜食點心，像蓮子羹一類等等的。我們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戰把所有人的生活劃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學教書。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時朱先生隨著學校到了長沙，許多先生在衡山過了另一種生活。朱先生觸發了舊時的興趣，清新的篇什，頗傳誦一時。

　　不到一年，長沙的臨大改為聯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為初到時的生活的凌亂，我們失掉了從容坐下來談話的心情。不久，我又因為可笑的文字禍而離開昆明到重慶。因為是抗戰才開始，大家的生活秩序雖然受了影響，可是身心都沒有大的變化。

　　最叫我驚訝的，卻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時候，適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去看他，他的頭發像多了一層霜，簡直是個老人了。沒想幾年的折磨，叫人變了樣!有些老朋友見了我也說我蒼老了，我還想辯護。可是看看朱先生，我連說蒼老也不敢了。——怕傷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東門外的一座古廟。我們也曾喝著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對了。他的工作依然緊張而有秩序。桌上擺著十三經注疏。他那《經典常談》——一部可稱道的書，用著最親切的語言，報道著最新的專門成績——就是這時完成的。另外，《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時。

　　這一次的會見中隔了兩年，我仍回在沙坪壩中央大學教書。有一天，卻喜出望外地見到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來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復了往日的健康，頭發上那一層霜也像揭走了，又是烏黑烏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華園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續起來了。中央大學是一個一向受了學術派的熏陶，白話文不很重視的學校。我們就借機會請朱先生來一次講演。他那流動活潑的國語，以及對于白話文的熱忱，我想會給聽講的人一個有力而且有益的啟發。當天晚上，由辛樹幟先生請吃鍋貼，這次我們又很快樂地分手了。

　　我感覺朱先生的生活態度是有些改變了。因為從前他是不以師道或老輩自居的，現在有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嚴肅說，這是必然的發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說，也就是漸入所謂“老境”么?

　　這感覺到了北平我們又見面時便更證明是正確的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這是三十五年的秋天。我是從上海來，在師大教書，他是從重慶來，仍回到清華。在他還沒搬出城的時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國會街的臨時招待所，我見了他，卻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體已經沒有從前那么挺拔，眼睛見風就流淚，他隨時用手巾拂拭著，發著紅。我們沒能談什么文藝，他就很關切地問到我的母親，太太，小孩等。宛然一個老人所關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華住定了，我又去看過他幾次。在城里也曾有幾次座談會和宴會上遇到。生活定了，生活卻又好了些。——不過有些人已經在稱他為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資格了。

　　但他那不茍的作風卻一如往昔。我來北平后，曾一度給《北平時報》編副刊《文園》。朱先生寄來了一首譯詩來，可是還沒等付排，他的信又來了，是改去了一兩個字。他不茍，可是并非不圓通。他后來告訴我：“時報不是什么好報啊。”但他并沒因為時報不好而拒絕寫稿。——我后來卻也不編那個副刊了。

　　佩弦先生晚年，事事仔細則如故。我們如果向他借一本書，他一定先問：“看多少日子?”隨手又拿過本子來，把姓名書名年月日都寫上去。

　　最后的一次晤談，是本年的3月28日。我帶了太太和小孩去看他。他又是病后，十分清癯。我們一坐定，他就進屋里去了，立刻拿出來的是一封信，還有四塊糖。信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來的，由于朱先生的推薦，他這位老朋友讀了我一篇《李清照論》，來信就是討論此文的。佩弦先生的東西，一定放的很有秩序，否則我一到，如何能馬上就取出來呢?他那四塊糖則是每人一塊，他自己的一份卻沒吃，所以我的小孩便得了兩塊。任何事，他都是這樣合理化!我一向拿長輩看他，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肯上坐，結果上座空著。又因為我帶了太太去，他的太太逢巧沒在家，他便不住抱歉，而且特別和我太太談一些家常。

　　這是最后的一次會晤，沒想到已經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佩弦先生的穩健，沒讓他走到聞一多先生那樣的道路，可是他的堅定始終讓他在大時代的隊伍里沒錯了步伐。再加上他的虛心和認真，他肯向青年學習，所以他能夠在青年的熱情里前進著，領導著。他憔悴，他病倒，他逝去了。可是他的精神沒生過銹，沒腐爛過，永遠年輕!

　　一般人常提到他的《背影》，并且因此稱他為散文家，我想這是故意小看了他。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毀滅》，——在中國是一首可紀念的長詩。可惜我沒曾接觸過他那奔放的詩人的一段生活。他后期所表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一個有良心的教育家。——教育家而有良心，是多么令人可敬呢!

　　有些人對佩弦先生現在為青年所愛戴是不大以為然的，甚而有人說：“這是被包圍!”然而我們敢說這是最惡毒的誣蔑，誣蔑青年，誣蔑佩弦先生!真理只有一個，認識真理的人自然會牽著手前行，誰也包圍不了誰，誰也左右不了誰!正是在這誣蔑聲中，我們越敬愛他，越覺得他是一個穩健而堅定的有良心的教育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