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課文原文及課后練習答案
唐雎不辱使命課文原文
秦王佛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唐雎不辱使命課后練習答案
一、 熟讀課文,回答下列問題。
1、你認為秦王要求“易地”有怎樣的用心?
2、秦王是怎樣恐嚇唐雎的?唐雎是如何回應秦王的?
1、秦王要求“易地”肯定是包藏禍心的,所以安陵君和唐雎君臣堅決不答應。
具體答案依學生見解,不求統一。
2、秦王指責安陵君“逆寡人”“輕寡人”,一面以“滅韓亡魏”來炫耀自己的軍事實力,企圖迫使唐雎屈從他的意志。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于是進一步用戰爭進行恫嚇,極力描繪由“天子之怒”引起的戰爭的可怕場景。
而唐雎凜然不懼,不畏強暴。唐雎針鋒相對,用“布衣之怒”對抗秦王的“天子之怒”;其次,唐雎列舉了三個布衣之士的例子來反駁秦王,并表示要效法這些有膽識的勇士,刺殺秦王;最后,唐雎“挺劍而起”以死相拼,挫敗秦王。
二、下列各組劃線的詞各相當于現代漢語的什么詞,表示什么語氣?
1、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1、“也”是表示疑問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呢”,這里有反問的意思;“也”是表示判斷語氣,現代漢語中可以不翻譯出來。
2、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技亦靈怪矣哉
2、“哉”是表示疑問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呢”,這里表示反問;“哉”表示感嘆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呀”。
3、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
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3、“乎”表示疑問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嗎”;“乎”表示感嘆的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啊”。
4、與臣而將四矣
泯然眾人矣
4、“矣”表示陳述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了”;“矣”表示陳述語氣,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了”。
三、翻譯下面的句子,注意加粗的詞古今意義的不同。
1、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
2、雖然,受地于先生,愿終守之,弗敢易!
3、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此題意在使學生逐字逐句理解文章的內容,幫助學生學會抓住關鍵文言詞語,疏通文言文意的方法。
1、我想要用方圓五百里的土地交換安陵,安陵君可要答應我呀! 易:交換。
2、即使如此,但是我是從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終守護它,不敢(隨便)交換。 雖然:既便如此。
3、那韓國、魏國滅亡了,而安陵國卻憑借五十里的土地存留下來,只是因為有先生啊! 徒:只。
四、戰國時期,“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階層。請你請教老師,查找有關資料,說說戰國時期的“士”是指哪一類人,舉出幾個歷史上有名的“士”,在班上講講他們的故事。
此題意在以本課為契機,讓學生了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士”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引導他們多閱讀一些相關的歷史資料或人物傳記,增加文化積累。
“士”的最基本含義是成年男子,由于一個近似于社會分層化的過程,它逐漸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員之稱、統治部族成員之稱、封建貴族階級之稱、受命居職之貴族官員之稱,以及貴族官員的最低等級之稱等等內涵。這是“士”的早期發展演變過程,時間大約是商周時期及其更早年代。大致到周代時,人們一般認為,“士”主要泛指各部門掌事的中下層官吏,為貴族階級中的最底層,其下便是“庶人”了。在春秋戰國時代,士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文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這些變化進行具體的論述。
到了春秋戰國之際,隨著社會組織的復雜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長,政治上的職事逐漸由簡趨繁,這種新的局面必須有大量的“士”才能應付得了,士階層因此有了驚人的發展。此時的士,從解體的封建制度中獲得解放,成為自由流動的社會力量,不必尊奉固定的主子,從事的是與知識技能有關的腦力勞動。這一時期的士,大多周游列國,宣揚其政治主張,故也被稱為“游士”。實際上,戰國時代的士,幾乎沒有不游的。從蘇秦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沒有固定的田產和職事,宗族關系十分疏遠,于是他們輕去其鄉,甚至宗國的觀念也極為淡薄,因為缺少宗族和田產的兩重羈絆。當時的列國,新興地主階級取得政權,爭相進行政治改革,他們迫切需要從各方面選拔人才來進行改革工作。新興的士,不但本身具有知識和技能,而且在社會上還能起到號召作用,自然成為了諸侯們爭取的對象。諸侯們發出納士的口號,引得游士競相入其門下,為其效力,大批人散布在諸侯貴族門下。人們從戰國中晚期的文字材料中發現,這些托庇私門的游士有不少是抱著借機會作官的野心,但無可否認的是,其中必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只求一飽的寒士。這些貧不足以自存的游士,個別地看來似乎無足輕重,但幾千人聚在一起卻是當時政治上一股極大的力量,他們不僅為主人提供個人的服務,更重要的是被當作權力的政治基礎,在很多時候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的例子,發生在孟嘗君、春申君等貴族身上的比比皆是。
到在戰國時期,“士”構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來源,在列國政治中異常活躍。有學問有知識的士階層,以“仕”為專業,盡管在一個大大增加了流動性的社會中,這個群體或等級已經不僅僅來源于貴族,但是它依舊保持了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以及“精神貴族”的氣質。戰國時期的士,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征。余英時先生認為孔子是中國“士”的傳統的開端,他處在士階層興起的歷史關頭,對這一階層的性格形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在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努力給它貫注了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出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而他的弟子曾參,也闡發了針對士所承擔的精神責任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作為孔門后學,孟子更認為,士應能不論窮達都以道為依歸,則自然發展出一種尊嚴感,而不為權勢所屬。這些學說,都明確指出了“士”在精神上應以“道”為旨歸,而這“道”,在當時主張各異的諸子百家中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治國、平天下之道。仕,不僅是“士”參政的傳統要求,也是實踐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的最有效途徑。如何才能入仕,對于春秋時期的“士”來說,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孔子所說的“學而優則仕”,其二則是有沒有“道”。士所恃的“道”是人間的性格,他們所面臨的是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他們之所以收到列國君主的尊重,也是由于他們所代表的“道”。在各國爭霸的局面下,諸侯們更需要“道”對他們的“勢”加以精神的支持,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一套具有歷史淵源的理論來強化他們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這時期的許多士,都游于各國諸侯之門,上者獵取卿相,下者也可求得一飽。而知識界領袖則更受到君主的特殊禮遇,他們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不需為生活擔憂。不僅如此,他們的議政自由還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實上,他們的主要職責便是“議政事”,以“道”影響諸侯們的政治作為。在此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士不肯向政治權威妥協的時候,他們保持以道自重的高尚節操,總是以整個社會作為關懷的對象,而野心勃勃的諸侯們卻未必能有這樣的胸懷,這樣的士在諸侯眼中是具有高度政治危害性的人物,但卻是荀子口中的“正直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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