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時評(一)：“臨時工”遍布誰之過

　　從表面上看，臨時工成了執法主力，是因“事多人少、編制有限”。雖然這種說法看似很無奈，實際上已經讓嚴肅的法律“很傷面子”。執法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職權、履行職責、貫徹和實施法律的活動。現在因為“人手不夠”，弄得像建筑工地一樣，用臨時工來充數。說句難聽的，這已經是不把法律當法律，而把執法當做一種普通體力勞動了。

　　可能正是因為這是一種在體制內養尊處優慣的人不愿意做的“體力活”，才會出現各類臨時執法人是正式工3倍的“喧賓奪主”。因為，用臨時工的“好處”一是苦活、臟活、累活基本是他們承包了，正式工都是“領導”，只負責宏觀指導，具體落實則要靠“臨時工”;二是同工不同酬，“臨時工”不僅在錢、物等方面的待遇比較低，而且沒有絲毫上升空間，哪怕干得再好也是升遷無望;三是一旦出問題容易被當“替罪羊”。因此，這支臨時工成了主力軍的執法隊伍，才得以如此龐大。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難道真的完全是“事多人少、編制有限”?那么，筆者不禁想問，“一名城管隊員執行各類執法任務，總計需要42個部門配合，13項權力確認”的程序中，是否存在部門職權交叉，推諉扯皮的官場陋習?而所謂的“42個部門配合”，無非也是關于申請、審批、協調等后臺操作，那么，這些人力、物力能不能精簡下放一些到執法第一線?關鍵問題是，一項“需要42個部門配合，13項權力確認”的執法任務，最終由臨時工去實施，到底是42個部門在“扯淡”還是13項權力之輕?

　　懶政在官場已經算不上“重疾”，但在有關執法的權力行為中，也幾乎像環衛工作一樣，最終讓臨時工成為主力，無疑有悖于法律的嚴肅性和威懾力，更存在著違法執法的風險。事實上，城管的違法暴力執法已經屢見不鮮。剛剛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會議還指出，“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完善法律職業準入制度”。而以臨時工為主力的執法隊伍，已經明顯與依法治國和與此必須達到的“專業化法治”格格不入。

　　那么，如何解決這個當務之急?雖然逐步清退“執法臨時工”是最直接有效的，但也要謹防在編制擴充時的徇私“轉正”。因為，在這些臨時工中，不少也可能是通過關系混上這碗飯的。如果憑關系“轉正”，無異于“蘿卜招聘”，不但于事無補， 而且對某些素質底下的人， 好比如虎添翼。 而更重要的是， 按照高效政府的要求，借此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 ，對于龐雜的執法部門、交叉重疊的執法權限進行進一步精簡與科學整合。一方面通過素質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正好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機構臃腫、人員冗雜的問題。再適當從國考中吸收合適人才，就能打造一支專業化的執法隊伍。

　　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時評(二)：長江經濟帶建設

　　【背景鏈接】

　　長江經濟帶是中國經濟版圖中的重要軸線，東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云南、四川、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七省兩直轄市。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發展多式聯運，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對外經濟走廊。

　　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謀劃區域發展新棋局，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干線，推進梯度發展。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

　　2014年4月27日，在重慶萬州港乘船考察長江黃金水道，與有關部門負責人共商長江黃金水道未來發展大計時說，長江黃金水道是貫通東中西部、通航能力最強的航道，要用黃金水道串起長江經濟帶“珍珠鏈”。

　　2014年4月28日，在重慶主持召開座談會，研究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標準表述】

　　[權威論述]

　　長江流域要加強合作，發揮內河航運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黃金水道”。

　　——2013年7月21日，考察湖北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極，中西部具有經濟發展最大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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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長江經濟帶也是深化改革開放、打破行政區劃壁壘、建設統一開放和競爭有序全流域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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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經濟帶的戰略定位]

　　一是依托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二是做大上海、武漢、重慶三大航運中心。

　　三是推進長江中上游腹地開發。

　　四是促進“兩頭”開發開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緬經濟走廊。

　　[意義]

　　長江經濟帶建設將給長江流域建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將構建東、中、西聯動發展的經濟增長新格局，形成直接帶動沿江地區的強大發展新動力。從內河水運來看，長江是我國最發達，也是世界運量最大的通航河流;從經濟發展來看，長江既是沿江地區產業布局和對外開放的重要依托，也是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紐帶。而國家啟動長江經濟帶規劃，將長江流域開發作為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格局，將使得湖北、湖南、四川、重慶等沿江內陸省市找到強大的發展新動力。此外，貫徹落實建設長江經濟帶對于有效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調整區域結構、實現中國經濟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打造中國長江經濟帶的升級版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具有由沿海向內地梯級開發、逐漸擴散的特征。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等沿海地區先后步入快速發展通道之后，長江經濟帶的升級和發展應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心之所在。

　　第二，打造中國長江經濟帶的升級版具有廣闊的前景。

　　廣東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時評(三)：管住“亂動的手”

　　權力清單改革，是當前地方政改中一股令人矚目的新潮，其實施效果對政府、企業及社會影響極大，各界極為關注。

　　所謂權力清單制度，是指政府各個部門按照法定職責，梳理和界定其權力邊界，并按照行政權力基本要素，將梳理出來的權力事項進行規范，以列表清單形式公之于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自覺促進依法行政。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決定明確要求：“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

　　2013年以來，清權、減權、制權成為新一屆中央政府“瘦身健體”、規范權力邊界的目標。推進權力清單制度，是在實施簡政放權的基礎上，涉及領域更多、專業性更強、實施難度更大的一項任務。對于基層政府來說，這無疑是場更為徹底的自我限權、自我約束、自我革命。

　　記者近日深入東、中、西部多個省市，通過在試行權力清單制度的地方深入調研了解到，雖然這項改革是大勢所趨，也受到基層群眾、企業界人士的熱烈歡迎，但因觸及一些部門的實際利益，并且因長期的行政管制思維習慣作祟，對某些政府部門或個人來說確有“割肉”之痛。當前，基層政府權力清單在制定、實施和監管中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何在實施中不變形、不走樣，有待于在實踐中持續探索。

　　清權好處多，“亂動的手”被約束

　　雖然山西省晉中市公布涉企權力清單才3個多月，但已經讓本地的企業界人士感受到了變化。“涉企權力公開以后，減少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讓企業明白了政府哪些事該管、哪些事能辦。讓我們少跑了不少腿，提高了辦事效率，是實實在在地幫企業發展。”山西宏遠能源科技集團公司董事長張建明告訴半月談記者。

　　在三峽庫區腹地重慶市奉節縣，村民也切實感受到實施權力清單制度后帶來的好處.“以前群眾不了解政策，一些干部辦事不公，照顧親友，甚至收取蓋章費、關系費、跑腿費，老百姓意見很大?，F在，我們需要辦證的事項公開了，是否要收費也一清二楚，干部不再亂收錢了。” 奉節縣草堂鎮桂興村村民李美保說。

　　奉節組織部非公黨建科科長伍芝成介紹，該縣梳理了所有的行政事項后，將保留下來的42條行政事項做成權力清單下發，其中涵蓋是否收費、責任部門、辦證時限、責任人等。有的做成小冊子，有的做成掛歷，進村入戶發放到群眾手里。記者在草堂鎮制作的權力清單掛歷上看到，上面除列有42條行政事項外，還詳細列出鄉鎮干部的職務分工、聯系方式、舉報電話等。

　　記者在東、中、西部多省市采訪了解到，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以來，多個省市在基層政府試點并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向社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權限、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這種效果直接體現在行政權力的數量上。安徽銅陵市對行政審批進行5輪清理，行政審批事項由原來1000多項降到88項;山西晉中市仔細甄別篩選，5175項涉企行政權力中，最終保留使用1874項。

　　在行政權力“瘦身”過程中，大量不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以及不切合實際的多余、過時的行政權力被剔除出權力清單，不再成為群眾辦事的“攔路虎”。

　　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基層難免存在權力尋租現象。而權力清單將梳理出來的權力事項進行規范化，以列表清單形式公之于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擠壓了權力尋租的空間，讓政府“亂動的手”受到了約束。

　　權力“瘦身”難，部分部門“躲貓貓”

　　雖然權力清單給基層群眾帶來極大便利，但由于擠壓了某些部門的權力尋租空間，導致一些人陽奉陰違，在權力清單“瘦身”中玩起“躲貓貓”，不愿將手中的權力上單。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打包權力。部分單位因“行政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爭相擴大權力事項，將一些機關內部運行管理、公共服務等列入權力事項。中部某省70余家省級部門進行改革，從上報數據看，64家單位上報行政審批項目395項，較省級現有316項，增加了79項;權力事項總數，也較已公布的職權目錄數增加了1500余項。有些單位為完成任務，把權力事項捆扎打包，以減少項目數量。少數單位把一些本應該取消的事項也進行打包處理。

　　二是自設權力。一些地方為了平衡被清退部門的利益，又用“紅頭文件”的方式自行設定一些權力。比如，為加快經濟發展，某省政府提出在一定時間內，重點培養一定數量不同類型的企業、建設相應的基地和研發中心等，有關部門據此出臺文件，設置評審認定、審核審查、檢查驗收等具有審批性質的管理事項，用設置門檻的管理手段取代本應有的扶持、培育等服務職能。

　　中部某市負責權力清單公開的工作人員介紹，在梳理權力清單時，發現某局一項行政權力沒有法律依據，要求其取消卻遭到抵制。該局表示一直是按這樣的慣例辦事，并且有部門內部文件規定。由于該局屬于條管單位，市里只能協商讓其取消，如果該局執意不取消，市里也沒有辦法。

　　三是推卸責任。一些地方的權力清單上有追責機制。受到責任倒逼和問責追責壓力的部門，就提出取消或調整一些諸如安全生產等責任大、風險高的權力事項。

　　四是轉移權力。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迫于權力清單的高壓態勢，不得已將相關權力事項取消，但又巧妙地轉移給“二政府”(各類評審機構)，地方權力清單雖“清”了、“短”了，但企業要跑的事情還是很多。

　　“權力清單公開是要使權力受到更好的監督，一些基層政府部門存在抵觸心理，含金量高的權力未必去公布。”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對基層政府來說，把自己的權力依照法律整理成權力清單，這本身也是一個挑戰。權力清單公開要厘清權力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承擔這項任務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法律能力要求較高。

　　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莫于川說，由于我國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的廣泛性和復雜性，法定范圍不易明確把握，這就給規范有效地依法行使行政權力帶來困難，也容易出現越權、濫用、失職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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