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公務員考試面試模擬題一

　　這種荒謬的事件發生在公辦學校，表面看起來是學校管理和招生混亂，實則暴露出職業學校招生的困境。職校超發通知書，看似有著自己的不得已，但這種不得已也正是職校教育發展的尷尬與窘迫的體現。生源危機只是職業教育發展危機的冰山一角。

　　超發錄取通知書風波揭開了職業教育招生亂象的蓋頭，但也為職業教育加快改革、明確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提供了契機。職業教育，不僅事關個體成長，而且關乎國家和民族發展大計，相關部門的改革意識得緊迫起來，盡快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題目預測】

　　近日，有考生拿到廣西某職業院校錄取通知書卻無法入學，校方解釋稱由于宿舍床位緊缺無法接收，對此，你怎么看?

　　【答題要點】

　　職業院校招生亂象不僅暴露出招生管理的混亂，更體現了當前職業院校發展的困境。

　　近年來，就業形勢不斷嚴峻，為了進一步推進適應市場需求的專業型人才，國家對職業教育的發展不斷給予扶持，但在不少地方，對職業院校的監管仍非常不到位，例如，一些職業院校超額招生，導致耽誤學生正常入學;部分虛假宣傳，聲稱可以轉為本科或統招，但學生畢業后卻拿不到相應的畢業證書。職業教育的亂象印證了政府相關配套政策的落實情況并不理想。當然也體現出當前在院校招生難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職業院校自主招生且院校眾多，招生市場競爭激烈，在爭搶生源的過程中，學校和學生都是雙向選擇，招生情況不確定。另一方面，一些職校尤其是民辦院校，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其教學的資質、水平、各項教學條件都不達標，投入不足。加之教育部門的日常監管和定期審核不到位，導致一些院校管理混亂，甚至以虛假承諾騙取生源，擾亂辦學市場，耽誤了學生的就學時機，使學生付出高額學費卻得不到想要的文憑。

　　要想真正規范職業院校，讓職業教育發揮出應有的活力，需要下大力度對職業教育領域進行全面整頓。首先，嚴格限定民辦院校準入機制，對職業院校的投入、教學管理一定要監管到位。其次，對一些違規擴招，虛假宣傳，欺騙學生的院校要進行懲處，保障學生權益。最后，政府進一步加大對職業院校的各項扶持，減輕職業院校辦學負擔，讓院校重拾教育至上的宗旨。

　　江蘇公務員考試面試模擬題二

　　一、背景鏈接

　　工商總局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工商、市場監管部門進一步做好查處網絡傳銷工作。近年來，網絡傳銷違法活動日益突出，打著所謂“微商”“電商”“多層分銷”“消費投資”“愛心互助”等名義從事傳銷活動屢見不鮮。與傳統傳銷相比更具隱蔽性、欺騙性和社會危害性，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二、熱點解析

　　微信營銷本質上乃交情營銷、熟人營銷。這種模式，以親朋好友為推銷對象，以個人信用和情感紐帶為說服資本，的確可算是精準營銷的經典范例。只不過，一旦傳銷網絡滲透其中，也就不可避免造成更大危害……可以說，微商走對了路可能是草根的致富機會，走偏了可能就成了變相的非法傳銷。現實當中，微商傳銷帶來的社會危害十分嚴重，既擾亂了市場秩序、侵犯被騙者的財產利益，還阻礙了微商的健康良性發展，有的還往往伴隨著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化妝品等違法犯罪行為，侵蝕社會信用基礎，應當嚴厲禁止。

　　打擊微商傳銷，靠消費者自身當然不行，電商平臺和監管部門要切實負起責任，加強自律和內部的監管，營造良好的微信生態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微商傳銷亂象的產生，跟相應的法律制度缺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有鑒于此，打擊微商傳銷必須首先補上法律漏洞。在互聯網時代下，禁止傳銷的條例制度要與時俱進，有關方面應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微商傳銷”填補制度空白，完善監管機制，暢通維權渠道，將微商營銷行為納入到法治的框架中。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要加強對微商傳銷的預警、防范和行政監管，并依法追究違法犯罪者的法律責任。總之，不管是電商、微商，還是傳統的實體商，變的只是交易的平臺，實質永遠不會變，即為商之道。在“互聯網+”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雙重背景下，微商大有可為，但前提必須是依法經營、誠信經營。只有多管齊下，在自律的同時加強監管，規范治理微商營銷，進一步在微商中凝聚法治正能量，消費者才會對微商重拾信賴，微商才能迎來真正的春天。

　　江蘇公務員考試面試模擬題三

　　【熱點概述】

　　3月27日，南寧的一場電視問政，問出了陣陣火藥味。面對曝光的公務員上班炒股斗地主、有車一族入住廉租房、蓋一次公章“收費”2000元等問題，多名市民嘉賓當場激動抨擊指責，其中一名市民還給到場的3名書記和1名副書記送上4個“蒼蠅拍”，4位領導直言“臉紅”“慚愧”，表示將大力整改。

　　【預測題目】

　　電視問政，是來自湖北武漢電視臺的一檔直播節目，這種新的問責形式一經誕生，就被多個電視臺效仿，但是有部分老百姓對此并不買賬，認為這是在作秀，對于這個現象，你怎么看?

　　【參考解析】

　　對于電視問政，盡管有網友擔心這是不是在作秀，但我認為，能把“糗事”秀到這樣的公開監督場面，也算勇氣大于“秀”氣。沒有這樣的現場秀，至少領導干部的臉不會這么紅，也不會有如坐針氈的脊梁骨寒氣。這對官員的作風轉變，無疑有積極意義。

　　當然，這幾年，電視問政受到一些民眾的質疑，主要還是擔心現場有“托兒”，有的只是看到了官員低頭接受監督的姿態，卻沒看到徹底解決問題的結果;民眾期待看到更多有火藥味的交鋒，看到舊的問題不被一次次拿到電視問政的臺面上，循環往復。“問政”不等于“問責”，尤其是在電視節目上，短短幾分鐘，想要厘清典型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是非曲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電視問政作為輿論監督的方式之一，有其短平快的好處，但短板也很明顯。至于電視問政里的“火藥味”，恐怕更不能當做指數標桿來熱炒。

　　不過，真正的問題在以下兩個層面：一則，正因為是“電視監督”，官員有形象壓力，有上層壓力，確實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就算不是動輒得咎，幾乎也容易被橫挑鼻子豎挑眼。結果就出現一系列的吊詭亂象：比如地方黨政一把手，對于幾級之下的具體事件，到底該負怎樣的責任?拍板解決，看似過癮，實則“越權”;但不拍板，又看似敷衍，難得民心——這就是電視問政的矛盾所在。二則，眼下的電視問政陷入一種“越激烈越有效”的幻覺里。因為問政的基調早已確定，官員與市民基本缺乏了“好好對話”的可能，剩下的姿態，只能是“應對”、是“解釋”、是“乖乖辦妥”的如履薄冰。

　　所以，讓官員有說話的“機會”，讓市民有問政的“能力”，構建更為常態而正常的問政機制，也許比一檔看點誘人的電視問政節目更有意義。一先，應該保證節目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臺上不做提前的劇本設定，臺下建立責任反饋機制，真正把問題解決掉、解決好，杜絕形式主義。第二，建立其他反饋問題的渠道和機制，并將民眾反映的問題和解決的狀況公開化，建立考核機制，將民眾的反饋與官員的政績緊密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