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公務員面試題一

　　據報道，今年以來，全國至少有安徽、貴州、海南、陜西等十余省區市的部分地區，將官員個人事項報告制度“下沉”至科級。而且，申報事項大幅細化，瞞報誤報后果嚴重，可被停止晉升，甚至免職。例如，今年4月，河北張家口市懷來副書記、李玉清因不如實申報個人事項等四項違紀行為，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5月，新疆焉耆縣紀委、組織部對29名未如實填報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科級干部進行了約談，要求重新填報，并限期作出說明。據此，有人認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剛性越來越強，“牙齒”越來越鋒利。對于我國推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你怎么看?

　　【解析】

　　縱觀各國實踐，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官員廉潔自律、防治腐敗的基本制度。受其影響，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早在1987年就已提出。1995年中央即出臺了領導干部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兩年后，申報范圍擴大至縣處級副職。2010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明確要求副處級以上官員每年向組織報告包括家庭婚姻、收入等在內的14類個人事項。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接棒”試行這項制度。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區紀委率先“吃螃蟹”，隨后，浙江慈溪、湖南瀏陽、安徽廬江縣等多個省份的多個地方進行了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試點。

　　然而，各地的實踐都存在一個共同弱點，那就是缺乏公開公正的監督，收效甚微。翻開那些老虎蒼蠅的腐敗樣本就可發現，事發之前，這些為官者幾乎都沒有認真執行過“有關事項報告制度”，申報制度根本阻止不了他們升官又發財。如今，反思過去，彌補不足，做好以下三點迫在眉睫：

　　一是落實申報范圍。如今申報事項的范圍雖及配偶與子女，但官員有一堆理由說難以掌握子女的財產狀況，以及他們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事實上，讓家人“先富起來”是一些官員腐敗的常態。對官員如何掌握子女的財產狀況亟待規范具體有效的約束措施。

　　二是嚴密申報公開與核查程序。“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但如果財產申報僅僅停留在內部表格上，不向社會公開，就難以防止虛報假報。所以，完全可以從新擔任的領導干部開始，落實財產申報制度，但如何核實是關鍵。抽查無疑是核實的基本方法，要明確抽查的內容和范圍，并通過不斷的修正、糾偏，提高其普泛性、可操作性。抽查結果要及時向社會公開，接受民眾監督。

　　三是對“瞞報誤報”的處罰從政紀走向法治。長期以來，對“瞞報誤報”者處罰偏輕。如1997年規定的是“批評教育、限期改正、責令作出檢查、在一定范圍內通報批評”，2006年加了“誡勉談話”，直至2010年才增加了“或者調整工作崗位、免職等處理;構成違紀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其實，虛假申報問題是經不住法律較真的，因為我國《刑法》規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若發現少報財產，應該進一步核實多余的財產從何而來，拒絕說明來源的，則可能構成該罪。所以，若把官員財產申報不實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銜接起來，其威懾力定會大大增強。

　　如此，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無論是在國家政策層面推行，還是在多個地方試點，都不再會是淺嘗輒止。而且，站在不遠處迎接它的，將是民眾期盼已久的國家立法。

　　廣東公務員面試題二

　　【熱點概述】

　　近日，國家衛計委下發的“二、三級綜合醫院醫療服務能力標準”征求意見稿引發較大的爭議。該標準擬在醫院“服務質量”一節規定：三級醫院住院患者死亡率0.8%，住院手術死亡率1.4%。;二級醫院住院患者死亡率0.4%。;住院手術死亡率0.28%。此條規定引起許多業內人士和市民的紛紛吐槽。

　　【點評】

　　醫院的綜合醫療服務能力不僅體現在整體的醫療水平、服務質量還包括家屬的主觀評價等多個方面，其評價標準也應該是具備科學性、可操作性以及公平性的綜合性指標體系。將死亡率納入衡量醫院綜合醫療服務能力的考核標準中，無論是在操作層面還是在科學層面都存在一些問題。

　　操作層面上，這樣的評價標準可能加劇醫患之間的矛盾。醫院為了降低死亡率，可能采取多種措施來避免患者死在醫院，或者收治本不需入院的常見病患者來“稀釋”死亡率和提高床位率;此項政策也可能影響醫生的施救方式，隨之帶來的可能是過度醫療、大處方、醫療賄賂等多種問題，導致本就緊張的醫患關系進一步惡化。

　　科學層面，客觀的、“事實上的”死亡率反映的是當前醫療條件下住院和手術治療的平均情況，而作為考核指標，則需要考慮科學性、可比性、差異性等因素。在理想化的同等條件下，患者死亡率的差異確實有可能反映醫院在醫療水平、服務質量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但這樣的同等條件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同為三等醫院，可能某家醫院在當地影響力更大，收治危重病人的比例要遠高于同類醫院，這樣其住院患者的死亡率也就較高，或者某種專業醫院如腫瘤醫院，與一般醫院的患者死亡率情況也會有較大差異，而如果某家醫院承擔重大意外事故的緊急救治任務，其患者死亡率在短時間內都可能會有明顯提升。基于這些廣泛存在、無法平衡的差異性考慮，顯然，將患者死亡率作為衡量醫院醫療能力的指標是行不通的。

　　醫院醫療服務應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體系，既需要考察患者及家屬的主觀評價，也需要有更專業、客觀的指標標準，但像患者死亡率這樣的“客觀指標”，雖然體現了某些目標優先的行政思維，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難以執行。

　　廣東公務員面試題三

　　【熱點材料】

　　據媒體近日報道，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新址后，493名學生先后被檢查出皮炎、血液指標異常等情況，個別學生查出患有淋巴癌等。而學校附近正在開挖的地塊上曾是三家化工廠，學生們的身體異常情況疑與化工廠“毒地”相關。4月18日，教育部表示，國家督學將牽頭赴當地進行專項督導。此外，還有環保組織欲對造成污染的化工廠發起公益訴訟。

　　目前，常州外國語學校受污染的具體情況尚未有官方的正式結論，但由此引發了人們對環境風險防控的深入思考。對于某學校搬遷新址后，多名學生身體出現異常。據了解，該學校附近地塊曾是化工廠。這樣的事件，你如何看待?

　　【熱點解析】

　　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推進，中國也步入了環境風險高發時代，潛在的環境風險具有巨大的破壞力，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指出，“提高環境風險防控和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能力，健全環境與健康調查、監測和風險評估制度”，這說明如何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有效的防控環境風險，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

　　環境風險可以分為突發環境風險與累積環境風險，前者指突發事故排放或物質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時大量排放影響環境質量的行為;后者指人類開發活動中潛在的對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具有長遠影響的危害行為。環境風險的特點決定了政府應當作為環境風險防控的關鍵主體。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爆巨大的民意反彈，環境風險即可演化為系統性社會風險，其結果就是付出巨額的行政成本、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在行政法治建設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當建立環境風險防控的主體意識，以“舍我其誰”姿態將其貫徹于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

　　政府決策應充分考慮環境風險評估問題。環境風險必須做到“決策—行為—監督”全環節防控，方能奏效。我們發現，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關于行政決策的立法文件或規范性文件中，行政決策甚少顧及環境風險防控問題，尤其是重大環境行政決策。有些決策事項，看起來并不直接涉及環境問題，但事實上與環境風險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比如制定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的重大措施;決定政府重大投資項目和重大國有資產處置;編制各類規劃，包括重要的區域規劃和專項規劃等。盡管在行政行為實施過程中，我們還可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等手段規避一些環境風險，但如果在決策階段就介入，會極大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也可以盡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避免資源浪費。

　　政府決策應充分運用環境利益表達機制，盡可能多地聽取各方利益訴求，促進決策更為理性。我們認為，決策階段的環境利益表達將會最大程度地彌合分歧，降低風險發生幾率，促進政府形成最優決策方案。較之環境利益的事后表達，事前表達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從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事件來看，在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的決策過程中，利益各方主體的表達有限，待學校建成開學，主要的利益主體家長方面在發現諸多環境問題后方才開始表達環境利益訴求，期間采取了各種激烈表達方式。這種環境問題的事后表達，通常發生于環境風險凸顯以后，極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也極大地損害了政府的。

　　環境風險演化成社會風險的關鍵原因在于公眾參與不足，這將嚴重影響政府環境治理行為的有效性。由于人類認知有限，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應對環境發生風險的局面。當具有環境風險的項目影響到群眾的切身利益時，也就是環境風險有所顯現后，政府如果仍奉行“關門”的思維模式，動輒封鎖消息，無視公眾的利益訴求和參與愿望，缺乏相關的回應機制，那么政府漠視民意之后，可能會出現更大的民意反彈。當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權無法真正得到保障和滿足時，非制度化的抗議表達也就成了廣大公眾的自然選擇，環境風險就演化成了社會風險。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對于環境風險領域的問題，應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法定依據的要求，充分實現信息公開，開辟多種制度路徑促使公眾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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