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務員面試時事熱點(一)

　　國家公務員面試時事熱點講解

　　誠然，長城是國寶，依據《長城保護條例》規定，對長城進行修繕應當依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當地文物部門不經申請，和國家文物局下的批復，斷不敢妄為。

　　但問題在于，《長城保護條例》同時規定，長城的修繕應當遵守不改變原狀的原則。長城段落已經損毀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倘若小河口長城損毀到難以修繕的地步，就應該圈起來作為遺址保護;如果還能修繕的，就不能改變原狀。這兩個原則是長城保護的基本要求，相信當地文物保護部門是知道的。

　　而此番修繕過的小河口長城，不只是被改變了原狀，用于加固的材料已經抹平了長城，原有的方磚和條石被覆蓋，完全看不出原貌。局外人或許不了解長城修繕的工藝，但“修舊如舊”“保持原狀”還是懂的。違背了基本原則，強調什么工藝都是站不住腳的。

　　更何況，這樣的修繕還可能毀掉長城。因為如果要重新恢復原狀，勢必要將原先加固的材料去掉，如此一來，則極有可能對長城造成更大的損害。

　　所以，對于此次修繕，必須追查清楚。從根本上說，這已涉嫌破壞文物，必須由司法機關介入，對此立案，根據長城的破壞程度，追查相關責任方的法律責任，依法懲處。比如當地文保部門在這一過程究竟哪里出了問題，以致釀成如此后果。這顯然不是文物局相關負責人一句“沒想到”“確實難看”即可完事的。同樣，對于施工單位，是否具備施工資質，在施工過程中，是否嚴格依照《長城保護條例》要求進行，也同樣需要由司法部門調查。

　　事實上，近年來，諸如此類的破壞性修復文物并不少見，其根源就在于違法違規成本太低，事后很少有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存在立案不送、以罰代刑、重罪輕判等現象，對相關責任方的懲罰往往不痛不癢。此次切勿再“重蹈覆轍”，如此“破壞性的修復”，也需要有個法律上的說法。

　　國家公務員面試時事熱點(二)

　　小劉是西安思源學院的一名大四學生，今年他在陜北老家進行貧困生建檔立卡登記后，按規定可以申請6000元助學金生活補助。暑假他持《高等學校建檔立卡貧困戶子女情況證明表》在老家村里蓋了章，回到學校審批時，卻被學校以“購買筆記本電腦不算貧困生”為由，不給發補助款。

國家公務員面試時事熱點講解

　　高校貧困生認定很容易陷入“套路”。西安思源學院以小劉有筆記本電腦為由取消其貧困生資格，就是這樣的“套路”——按照學生是否擁有某些物品，對學生的貧困生資格進行認定。如此認定的好處是，標準非常清楚，一目了然，學生有了哪些不該有的東西，就不能享有貧困生資助。但如此認定也容易產生問題，比如小劉的專業學習離不開筆記本電腦，而且他的筆記本價格并不高，僅僅因為有這個筆記本，小劉就失去了貧困生的資格，這樣的認定貌似維護了公平公正，其實卻損害了個體的權益。

　　這樣的“套路”還有很多，比如按照學生提交的家庭收入證明或貧困證明，來評定學生是否是貧困生。其實，有一些證明并不是真實的，如果學生能夠找到人，開一個低收入證明或貧困家庭證明并不難。這就為學校的貧困生評定增加了難度。不少學校的做法是“睜一只眼閉一眼”，默認所有提交的證明都是真實的，并按照這些證明評定貧困生，結果一些并不貧困的學生獲得了資助，另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如實填寫了收入，卻反而落選。這種不把關的做法雖然有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逆淘汰”。

　　于是，另一些“套路”應運而生。有的學校以公開演講的方式來評選貧困生，那些想要獲得助學金的學生，必須登臺介紹自己的貧困情況，一些隱私性的信息也要公開披露，全班學生根據他/她的演講進行投票，以票數決定誰是貧困生。如此評選好像是把權力交給學生，以一種民主的方式進行評定，但其伴隨的危險是，傷害了貧困生的自尊，也可能導致投票權的濫用——有的學生未必客觀投票，他們可能把票投給關系更近的同學。最終，應該獲得補助的學生未必能夠如愿，同時卻承擔了一次裸露隱私的壓力。

　　誰能成為助學金的資助對象?在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看來，應該是那些品學兼優的貧困生，他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但實際上，無論是品學兼優的品質，還是貧困生的身份，抑或是生活的處境，其認定都不應該是一次性的，都不應該是僵化的，而應該有一個評價體系對學生進行長時段的觀察，以判定其是否需要獲得資助。那些真的貧困生，會在學習生活中表現出來，前提是高校管理者、教師和同學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注。那些假的貧困生，即便能夠提交家庭“貧困”的證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做出與貧困生身份不符的舉動。所有這些的關鍵是，高校管理者、教師沒有足夠的耐心對學生進行長期觀察，是不是對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了然于心。

　　目前，一些高校的管理流于“套路”——雖然也有相應的制度，但對于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以及制度執行是否會走樣，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并不很在意。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思維支配下，認定貧困生就表現為一次性認定，表現為僵化的一刀切——只要拿出相關證明，就可以獲得資助，只要違反了相關規定，就必須取消資格。至于每個個體背后有怎樣的不同，以及材料上是否有弄虛作假，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并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耐心。

　　這就是高校貧困生認定陷入“套路”的真正原因——管理者沒把貧困生當成需要給予人性關懷的具體的個人，而是把貧困生理解成一個抽象的、可以用標準來簡單劃分的群體。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必須糾正的錯誤，因為它會影響到學生對公平公正的理解，會影響到貧困生的實際權益。只有以個體思維審視貧困生的評定，才能意識到“套路”的局限和一次性、一刀切評定的弊端，才能把貧困生真正當成需要關注、關心、關照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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