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高中屈原《離騷》翻譯

我揩拭著辛酸的眼淚，聲聲長嘆，哀嘆人生的航道充滿了艱辛。我只不過是潔身自好卻因此遭殃受累，早晨去進諫，到傍晚就遭毀棄!

他們毀壞了我蕙草做的佩帶，我又拿芬芳的白芷花來代替。這些都是我內心之所珍愛，叫我死九次我也絕不改悔!

我只怨君主啊真是荒唐，你始終是不肯洞察我的胸臆。你周圍的侍女嫉妒我的姿容，于是造出百般謠言，說我妖艷狐媚!

那些貪圖利祿的小人本來就善于投機取巧，方圓和規矩他們可以全部拋棄。追隨著邪曲，違背了法度，卻厚著臉皮自吹符合先王的道義。

我憂愁，我煩悶，我承受著無邊的罪戾，我困頓潦倒在這人妖顛倒的'時期!我寧愿暴死而尸漂江河，也絕不和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

哦，那鳳鳥怎么能和家雀合群?自古以來本就這樣涇渭分明。哪有圓孔可以安上方柄?哪有異路人能攜手同行!

我委屈著自己的心志，壓抑著自己的情感，暫且忍痛把譴責和恥辱一起擔承。保持清白之志而死于忠貞之節，這本為歷代圣賢所贊稱!

我后悔，后悔我當初沒有看清前程，遲疑了一陣，我打算回頭轉身。好在迷失方向還不算太遠，掉轉車頭，我依舊踏上原來的水驛山程。

我走馬在這長滿蘭蕙的水濱，我奔向那高高的山脊，到那兒去留停。我既然進言不聽反而獲罪，倒不如退居草野，把我的舊服重整。

我裁剪碧綠的荷葉縫成上衣啊!又將潔白的蓮花綴成下裙。沒人理解我，就讓他去大放厥詞吧!

只要我內心是真正的馥郁芳芬。我把頭上的帽子加得高而又高啊，我把耀眼的佩帶向下拉得緊而又緊。芬芳與污垢已經混雜在一起，唯獨我這美好的本質未曾蒙受絲毫污損。

急匆匆我回過頭來縱目遠望，我要往東南西北觀光巡行。我的佩飾如花團錦簇、五彩繽紛，噴吐出一陣陣令人心醉的幽香清芬。

人生各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喜愛，我卻獨獨愛好修潔，持之永恒!就算把我肢解了我也毫不悔改，難道我的心志可以改變毫分!

屈原《離騷》賞析

《離騷》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宗國愿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發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

全詩纏綿悱惻，感情十分強烈，他的苦悶、哀傷不可扼止地反復迸發，從而形成了詩歌形式上回旋復沓的特點。這種回旋復沓，乍看起來好像無章次文理可尋，其實是他思想感情發展規律的反映。《離騷》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從開頭到“豈余心之可懲”，首先自敘家世生平，認為自己出身高貴，又出生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內美”。他勤勉不懈地堅持自我修養，希望引導君王，興盛宗國，實現“美政”理想。但由于“黨人”的讒害和君王的動搖多變，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沖突之下，屈原表示“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顯示了堅貞的情操。后一部分極其幻漫詭奇，在向重華(舜)陳述心中憤懣之后，屈原開始 “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這些行動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終。在最后一次的飛翔中，由于眷念宗國而再次流連不行。這些象征性的行為，顯示了屈原在苦悶彷徨中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突出了屈原對宗國的摯愛之情。

屈原《離騷》講解

“離騷”二字，古來有數種解釋。司馬遷認為是遭受憂患的意思，他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里也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曹憂作辭也。”王逸解釋為離別的憂愁，《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主要是這兩種。因司馬遷畢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辭中多有“離尤”或“離憂”之語，“離”皆不能解釋為“別”，所以司馬遷的說法最為可信。

屈原《離騷》的寫作背景

關于《離騷》的創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