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原文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鷺，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褒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人墓碑記》翻譯

　　(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于義憤而死于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的士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并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跡。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意氣豪放、志得意滿的人，他們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人，也太多了;何況鄉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光榮顯耀，為什么呢?

　　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差役們按著劍柄上前，問：“在為誰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作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這時趁著他厲聲呵罵的時候，就一齊喊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里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

　　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著中丞的名字罵他，談笑著死去了。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臉色一點也沒改變。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并用木匣裝起來，最終與尸體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

　　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志節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于民間，從來沒受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么緣故呢?況且當時假托的皇帝的詔書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于天下，終于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于立刻發動，直到當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

　　由此看來，那么如今這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有的脫身逃走，不能被遠近各地所容納;也有的剪發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狂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么樣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露在朝廷，贈給他的謚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后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能夠修建一座大墳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經過這里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際遇啊。不這樣的話，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奴仆一樣使喚他們，又怎么能讓豪杰們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發他們有志之士的悲嘆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墓前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以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即使)一個普通老百姓對于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幾位有聲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吳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長先生。

　　《五人墓碑記》賞析

　　本文是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樹碑立傳的文字，探討了生死價值這樣重大的問題。全文以"義"為核心，成功地運用了記敘、議論、抒情三結合的表達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義”，開篇抓住一個“義”字。五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爭，最后為義而獻身。這就使讀者聯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以說，本文是對孟子名言的生動詮釋。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賢無惡不作，殺害了許多正直之士。東林黨人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蘇州市民旗幟鮮明地站在東林黨人一邊，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正義。五人是蘇州市民的優秀代表。作者用飽蘸感情的筆墨，敘述了五人的動人事跡，歌頌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質。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大義凜然，驚天地，泣鬼神!語言簡練生動，鏗鏘有力。

　　作者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為，運用對比的手法加以表現。“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在閹黨橫行天下，炙手可熱之時，多數人采取了茍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五人面對閹黨的淫威，無所畏懼，視死如歸。應該說，一般的老百姓對閹黨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為他們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境界投入到對閹黨的斗爭中去，并且慷慨赴死，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縉紳”，卻在閹黨的淫威下屈服了，變節了。作者問道：“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一問，多少縉紳無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間，林彪、“--”專橫跋扈，“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張志新，一個普通女干部，堅持真理，寧死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也有許多人投靠“--出賣良心，出賣人格。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張溥認為：“大閹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認識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這是非常可貴的。讀此段，讀者可能會聯想到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所寫的句子：“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樣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寫成的。張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魯迅君執匕首般的筆尖寫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夾敘夾議，反復對比，將文章的中心升華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作者將“高爵顯位”的辱人賤行，與五人的嘉節懿行比照論述，從而提出“輕重固何如哉”的問題讓讀者思考。接著，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義與假設五人壽終正寢作對比，從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這一富有進步性的觀點。讀者至此，是否聯想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對比手法，但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五段不是機械的并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是”是一個指代詞，指代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從第五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來，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如鴻毛;仗義而死，重于泰山。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后，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于“五人”“發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從反面說，“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這不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跟閹黨余孽作斗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看完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