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警考試申論社會時事(一)

總之，我們對農民不愿意放棄農村戶口這件事，不能用簡單思維來認識。血脈、鄉土文化與社會關系的價值，是構成農村戶口含金量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到位，認為只要給農民足夠的物質與貨幣，就可以讓農民放棄農村戶口，就可能事與愿違。

其次，還應該認識到，農民戶口含金量的升值才剛剛開始，未來還有升值空間。最近幾年，不僅農民不愿意放棄自己的農村戶口，而且還出現了一些城市人想到農村去。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種力量正在推動鄉村價值升值。一是正在興起的綠色消費和文化消費，使鄉村特有的青山綠水、有機生態食品、鄉土文化的價值，越來越被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者青睞。在這種新消費的帶動下，以農家樂為新業態的鄉村旅游方興未艾，潛力巨大。二是正在興起的互聯網，縮小了城市與農村在信息上的鴻溝。鄉村電商使以前難以進入市場的鄉村土特產品、鄉村手工藝產品進入到城市消費市場，為鄉村產業發展帶來新希望。三是隨著鄉村價值逐漸上升，一批回鄉的新鄉賢，正在成為鄉村文化復興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作用下，鄉村文化價值正在創造性復活，鄉村價值自我認同感也出現了回升。

當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們需要順應時勢，以二元協同思維方式，從城鄉雙向流動來認識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之路。我們需要把中國城鎮化發展的著力點，從關注農村到城市單一通道的疏通，轉向城市與農村雙向流動通道的疏通上來。我們需要認識到，不放棄農村戶口的兩棲式城鎮化，在很長一段時間也許是一個常態。農民的選擇，是農民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選擇，也是對中國特色城鄉二元共生、雙向流動城鎮化的貢獻。這不僅可以使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在鄉村得以延續，也符合城鄉統籌的城鎮化要求，有利于多元文化的發展，也將為中國人提供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招警考試申論社會時事(二)

忠誠是共產黨人畢生實踐的政治品格，絕不是幾句口號、輕松表態;不僅在于形式，更在于內容

近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頒布，引起黨內外高度關注。翻開僅1700余字的《條例》，問責之箭指向一個清晰的靶心——擔當。《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殺手锏，將激發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擔當精神，提升凝聚力和戰斗力。

對黨忠誠、個人干凈、敢于擔當是當前考察干部合格與否的一個標準，這三者本是有機整體，缺一不可。有行動的擔當是忠誠的最好詮釋。在政治生活中，大多數黨員能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可有些黨員干部，硬把這道必答題做成了選擇題：擔當先放一邊，“忠誠”一定要表現出來。

在一些地區和部門，這種干部并不鮮見：抓經濟沒思路，管班子沒魄力，帶隊伍沒章法;處置矛盾不敢迎難而上，遇到危險不敢挺身而出;接受任務時拈輕怕重、挑肥揀瘦，遇到考驗就退避三舍;推動工作蜻蜓點水，瞻前顧后;推進改革前怕狼后怕虎，信奉“中庸之道”，不敢為人先;解決具體矛盾，左推右擋，踢皮球、打太極拳;治黨管黨奉行好人主義，追求一團和氣，對班子成員和下屬，不愿管不真管，對違紀違法行為不做斗爭。

這樣的干部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面對經濟新常態、面對全面從嚴治黨、面對日益復雜的各種矛盾還不適應，心態還沒轉變，本領恐慌明顯。明明不作為、不干事、不擔當，卻還想要位置、握權力、上臺階，怎么辦?便在形式上、表面上挖空心思做文章。時時把上級精神掛嘴上，口號喊得震天響，表態比誰都早，會議傳達不過夜、一開到半夜;把喊口號、表表態、開開會當作“忠誠”，一副積極先進的樣子，可就是不愛找差距、不愿觸矛盾、不敢碰具體問題，害怕一具體就露餡兒。

這種干部只求形式上的呼呼隆隆，不求作為、不敢擔當，熱衷于做表面文章，就是不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群眾對這類人有著清醒的觀察，稱之為“泥菩薩”干部、“兩面人”。這種“兩面人”因為披上了“政治正確”的外衣，具有很強的欺騙性，有的還被提拔重用。這對一個地區的干部作風、政治生態，都有著惡劣的影響。

這些干部錯誤片面理解“忠誠”，也唱歪了忠誠曲。鄧小平同志說過，“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群眾評價一個黨員是不是對黨忠誠、對人民負責，主要看敢不敢擔當，有沒有作為、出沒出實績，不僅在于你學了啥，更在于做了啥。正如指出的，“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聯系群眾，老百姓一眼就看出來了。”

忠誠是共產黨人畢生實踐的政治品格，絕不是幾句口號、輕松表態;不僅在于形式，更在于內容。擔當是一名共產黨人是否忠誠的試金石。不擔當，半點兒忠誠都沒有。正如有中央領導指出的，如果沒有擔當，不能盡職履責，本職工作都干不好，就算是渾身上下戴滿了黨徽，手抄黨章千遍萬遍，又哪里真正是對黨的忠誠呢?

解除將虛頭巴腦當“忠誠”的現象，關鍵在一個“實”字。是不是真擔當，敢不敢真擔當，實績說了算，群眾看得見。組織重實績，干部重實干。用擔當檢驗忠誠，就要將包括《條例》在內的黨內法規運用好、貫徹好，把那些投機鉆營、碌碌無為者晾一邊，把那些干事擔當、真正忠誠的干部選出來用起來，鼓勵實干者、厚待實干者、成就實干者，營造“實”的政治風氣。

招警考試申論社會時事(三)

有人曾笑言，騙子不可怕，就怕騙子有文化。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個人信息泄露愈發嚴重，騙子的騙術“與時俱進”，而現實的監管卻顯然慢了不止“半拍”

安徽婦幼保健院數千新生兒視頻遭泄露的消息前腳剛過，30省份275名艾滋患者個人信息疑泄露的新聞后腳又來了，信息泄露一次次站上輿論風口浪尖。

大泄露密集，小泄露頻發，動輒被商家或騙子“精準營銷”，人們似乎漸漸產生一種“虱子多了不咬”的心理倦怠。

相比新生兒父母被推銷電話轟炸的不勝其煩，艾滋患者更加窘迫。據報道，一位感染者表示，“詐騙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騙子掌握的信息是準確的，這讓我們很害怕。”

不法分子盜用艾滋患者個人信息并實施電話詐騙，是違法犯罪行為。目前，中國疾控中心已報請公安部門立案偵查。但是，事情遠未結束，對于更多非特殊群體而言，他們的信息被泄露怎么辦?

打個車，寄個快遞，叫個餐，被互聯網改造的生活便利無比，但也要求人們不斷輸出自己的個人信息。無論是公共服務機構還是市場主體，都各自積累著大量個人信息資源。一些公共服務機構對于信息的管理還過于粗放，市場主體對大數據的攫取更是處于叢林法則階段，由此衍生出無數信息交易產業鏈。渾然不覺中，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已如影隨形，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早在2003年，國務院信息辦就委托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承擔相關課題及草擬一份專家建議稿，課題組于2005年提交《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意見稿。時至今日，這部千呼萬喚的法律仍處于草案提交階段。2012年，工信部直屬的中國軟件測評中心聯合30多家單位起草了《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并提出“最少夠用原則”、個人信息用后應立即刪除等要求，但如今效果如何，不言自明。

有人曾笑言，騙子不可怕，就怕騙子有文化。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個人信息泄露愈發嚴重，騙子的騙術“與時俱進”，而監管卻顯然慢了不止“半拍”。公共服務機構、市場主體對于個人信息的使用究竟該統一遵循哪些強制規定?信息泄露后相關追責機制如何完善?在現行法律體系中，這些幾近空白。

當下，大數據廣泛使用，使個人信息保護面臨更大挑戰，加快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工作迫在眉睫。只有讓個人信息安全落地，才能為“互聯網+”乃至即將到來的物聯網時代打下堅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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