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蘇聯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外交政策，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宣言，宣布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但是，由于列強各國的干預，以及中蘇在外蒙古等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直到1924年5月31日，中蘇雙方經過談判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確認帝俄時代有關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概為無效;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使近代中國第一次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

　　在中蘇兩國就歷史懸案進行談判的同時，還發生了中國人民和政府對西方列強的廢約斗爭。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對德和會，與會的中國代表提出了廢除1915年在日本強迫下簽訂的“二十一條”，逐步撤廢列強在華的勢力范圍、駐軍、郵政及電報機關、領事裁判權、租借地、租界、協定關稅等特權的要求。但巴黎和會不僅沒有答應中國的要求，反而允許日本占領山東。巴黎和會的這一結局，立即引發了五四運動，促使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開啟了中國獨立決定自己國際事務的先河。1921年n月11日，由美國發起在華盛頓舉行太平洋會議，討論巴黎會議的遺留和新生問題，中國代表重申了在巴黎和會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除外國在華郵局問題有條件地得到解決外，其余均無實際結果。但是，由參加會議的9個國家簽署的•《關于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條約》(簡稱“九國公約”)，在名義上規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任何一國均“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這意味著從此任何國家再也不能在中國攫取新的特權，或互訂條約劃分新的勢力范圍。此外，在山東問題上中國取得了重大勝利，迫使日本同意中國以高額贖金收回山東主權。

　　從1925年起廢除不平等條約進入高潮。五辯運動以后，“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響遍全國;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興起，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實行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列強在華特權的革命外交政策。于是，促使北洋政府發起“修約”運動，企圖通過所謂“正常”的外交途徑修改不平等條約。其間，于1926年n月6日和10日在經過與比利時、西班牙的談判無效后，相繼獨自宣布中止《中比通商條約》和《中西通商條約》，但也無力付諸實施。其余的修訂屆期條約、召開關稅會議、舉行法權調查等活動，以及與日本、英國的修約談判均無實質性結果。

　　與此同時，國民革命政府方面卻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廢約成果。1927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隨著北伐的進展遷到武漢。1月3日下午，英國水兵粗暴干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的演講，刺死海員1名，刺傷群眾數十人。當晚，國民政府外交部警告英國總領事，責令英國從速撤退水兵，由中國政府派軍隊進駐英租界。5日，武漢民眾舉行示威游行，沖入英租界，驅逐英巡捕。同一日，國民政府設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正式接管英租界。接著，英兵又在九江槍殺中國人，引起罷市。7日，國民革命軍一部進駐英租界。9日，國民政府設立九江市民對英行動委員會，正式實行接管。2月19一20日，中英經過談判簽訂了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協定，正式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放棄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全國人民以及國民黨內部反對派的壓力下，繼續了北洋政府的“修約”外交，發起了“改訂新約”運動。1928年7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宣言，提出重訂新約的三項原則：中華民國與各國間的條約，已屆滿期者，廢除舊約，另訂新約;尚未滿期者，以正當之手續解除另訂;舊約已滿新約未訂者，另訂臨時辦法處理一切。其內容主要包括改訂通商條約及關稅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收回關稅自主權是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中國政府與西方列強進行了相關談判，于1928年7月25日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系之條約》，隨后又與挪威、荷蘭、瑞典、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丹麥、葡萄牙等國締結了《關稅條約》和《友好通商條約》，都宣布取消以往的協定關稅制度，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9月1日宣告關稅自主。1929年2月1日實行自主制定的新稅則，并收回海關管理權。1930年《中日關稅協定》簽訂，關稅主權全部收回。

　　在收回租界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27年8月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1930年4月和9月收回鎮江、威海衛和廈門英租界等。1930年1月和1931年7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臨時法院，分別設置江蘇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一、第二特區地方法院。

　　在收回領事裁判權方面。南京國民政府在與列強各國交涉無效后，曾于1931年5月4日，公布《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準備于1932年元旦開始廢除領事裁判權，但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不了了之。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由于中國戰場地位的上升，中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又有了新的進展。1943年1月n日，中國與美、英分別簽訂新約，接著又與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簽訂了新約，從而廢除了治外法權、使館界及駐兵權、租界、特別法庭、外籍引水人(領港)、英籍海關稅務司、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等特權。

　　近代中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于此結束。

　　九、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

　　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帝國主義一直在圖謀和實行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1905年通過日俄戰爭，從俄國手中奪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和東北長春以南地區(南滿)的勢力范圍;1914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機，以對德宣戰為借口，強行占領原為德國勢力范圍的山東地區;1915年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民四條約)，承認其侵占山東、南滿和內蒙古東部地區，以及向浙江、廣東、江西、湖北擴展勢力范圍。此后，日本繼續圖謀把整個中國侵占為殖民地。1927年7月，日本內閣召開所謂東方會議，進一步策劃對我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侵略，會議所形成的“田中奏折”宣稱：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據此，日本陸軍省于1931年制定了《解決滿蒙問題方策大綱》，明確強調必須對中國東北地區采取軍事行動。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軍，借此進攻沈陽和北大營，從而發動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后，南京國民政府正全力進行反人民的內戰，堅持不抵抗政策，遂使日軍兵不血刃很快占領了沈陽;又用僅僅4個月的時間，侵占了整個東北三省。接著，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3月宣布正式成立“滿洲國”，作為其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傀儡政權。

　　十、國共兩黨的抗戰

　　華北事變以及國民黨政府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做法，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視和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憤慨。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提出了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而奮斗的十大政綱，首先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呼聲。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代表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重申中共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中共的主張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促進了全國抗日反蔣運動的發展。12月9日，北平高校3000多學生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與軍警發生沖突，40多名學生受傷，一二九運動爆發。這一運動從n日起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斗爭，十幾個大城市的學生相繼罷課，舉行集會游行;工人組織也紛紛行動起來，呼吁釋放被捕學生，對日宣戰。

　　接著，中共中央于12月17一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分析了國內形勢和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并確定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政策，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在政治和理論上進行了必要的準備。

　　面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抗日民主運動的不斷高漲，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策也不得不變化。1936年7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就南京政府對日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及“犧牲的最后關頭”作了解釋。中共方面認為這個解釋實為一個可喜的現象，表明蔣介石已經有了抗日的想法和準備，于是開始了以“請蔣抗日”為目的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提出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建議。中共的建議得到宋慶齡等國民黨進步人士的贊成，但是蔣介石仍然動搖不定。直到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才迫使蔣介石答應國共合作，聯合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以后，國民黨政府于8日向日本方面提出口頭抗議，10日提出書面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蔣介石緊急調集兵力向石家莊集結，設立石家莊行營，以便就近督導冀察戰事。中共也立即發表抗戰宣言，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n日，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向華北增兵，擴大侵華戰爭。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對日作戰，開始全面抗戰。

　　面對日軍的大規模進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開始分別在敵后和正面兩個戰場進行抗戰。中共于8月25日“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朱德為總指揮(后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朱德改任總司令);10月12日，將南方八省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由葉挺任軍長。八路軍、新四軍成立后，隨即開赴華北、華中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先后取得平型關、陽明堡等戰斗的勝利，并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打擊敵人。在相持階段，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掃蕩”，并于1940年8一12月發動百團大戰，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國民黨軍除以一部兵力在華北抵抗日軍外，集中兵力于華東，試圖力保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臺兒莊等地給日軍以打擊。但在武器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下，北方的張家口、保定、石家莊、呼和浩特、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開封;南方的上海、蘇州、南京、蕪湖、揚州、杭州、廈門、九江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陷。日軍在1938年10月攻占廣州、武漢后，限于兵力被迫停止戰略進攻，進人相持階段，并轉而加緊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使國民黨從初期的比較積極抗戰轉變為消極抗戰，不斷制造與中共的政治、軍事摩擦，乃至發動皖南事變圍攻新四軍。在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在正面戰場發動過南昌、長沙、桂南、豫南、中條山等戰役，中國軍隊在這些戰役中進行了頑強抵抗，但仍有不少國土淪陷。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從此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形勢開始逐步好轉。在敵后戰場，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不僅粉碎了敵人的一次次“掃蕩”，而且擴大了自己的地盤和力量，并從1944年1月起，開始局部反攻，為正面戰場上的抗戰和反攻創造了條件。在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浙贛、鄂西、常德、豫中、長衡、桂柳、豫西、鄂北、湘西等會戰，給日軍以不同程度的打擊，并抑制了它的進攻勢頭。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先后投下了原子彈，蘇聯也宣布出兵中國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進攻。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由國共兩黨合作的抗日戰爭至此勝利結束。

　　十一、抗戰時期的文學藝術

　　抗戰時期是文學藝術比較繁榮，比較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為現實服務最好的一段時期。

　　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中華民族的危機日趨加深。由于一二九運動的爆發，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文化界最先行動起來，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號召文化界團結一致，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反對文化界的漢奸活動，組成文化界抗日救亡統一戰線。

　　七七事變之后，文化界的救亡活動更加高漲，富有時代特色的抗戰文化蓬勃發展起來。1937年7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翌年3月，全國性的文化界救亡團體中華全國文藝界救亡協會在漢口成立。接著，各專門性的全國文藝團體如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等紛紛成立。它們共同的宗旨是利用自己的專長發動群眾，保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抗戰的勝利。

　　在上述這些團體的領導下，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一些分會組織，并很快創辦了諸如《抗戰文藝》、《筆陣》、《文化崗位半月刊》、《文藝陣地》、《抗戰三日刊》、《戰時聯合旬刊》、《文藝戰線》等百余種刊物。中共直接領導的《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群眾》、《中國文化》等，更是旗幟鮮明，充分發揮了進步文化界鼓勵人民堅持抗戰決心的作用。

　　深入抗戰前線的作家和記者，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像徐遲的《大場之夜》、長江的《臺兒莊血戰經過》、碧野的《太行山邊》、駱賓基的《救護車里的血》、茅盾的《第一階段的故事》、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蕭乾的《劉粹剛之死》，等等，或用如畫的筆墨描述了抗日將士可歌可泣的斗爭故事，或用辛辣的筆調揭露了后方官僚的腐敗無能。像趙樹理創作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根據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幸福生活，而且在藝術上達到一種很高的境界。

　　詩歌也成為一種非常活躍的文藝形式，涌現出一批優秀的作品，如艾蕪的《我懷念寶山的原野》、王統照的《上海戰歌》、靳以的《火中的孤軍》、郭沫若的《戰歌集》、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田間的《給戰斗者》、艾青的《向太陽》和《劍北篇》等，它們或燃燒著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或歌頌人民不畏強暴、英勇奮斗的頑強精神。

　　音樂藝術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心聲，群眾性的歌詠活動高漲。冼星海、呂驥、張曙、賀綠汀等一批著名的音樂家創作了一大批令人難忘的戰歌，如《武裝保衛山西》、《干一場》、《全民抗戰》、《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八百壯士》、《游擊隊歌》、《二月里來》等。由著名詩人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為人民大眾譜出了呼聲，發出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敵的怒吼。邊區農民歌手李有源作詞的《東方紅》、孫萬福創作的《高樓萬丈平地起》、韓起祥改編的《劉巧兒團圓》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至今仍被人們所傳誦。

　　在戲劇舞臺上，以獨幕劇、街頭劇、活報劇為主。如集體創作的《保衛盧溝橋》、《臺兒莊》、《放下你的鞭子》，田漢的《盧溝橋》，周揚、沙可夫的《血祭上海》，崔克、王震之的《八百壯士》，夏衍的《咱們要反攻》，荒煤的《打鬼子去》等，都深受觀眾歡迎。在邊區根據地，新秧歌劇大受歡迎，著名的作品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根據地藝術工作者創作的歌劇《白毛女》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民族風格鮮明，在中國歌劇發展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延安文藝工作者改編演出的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不僅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而且為中國戲劇藝術的改革開創了一條新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電影藝術也有新的發展。電影工作者深入前線，拍攝了許多反映抗戰的紀錄片，像《抗戰特輯》、《抗戰號外》等，都真實地向觀眾展現盧溝橋、淞滬、平型關、臺兒莊等戰役的情況，激發人民的抗戰熱情。藝術片如石東山編導的《保衛我們的土地》，陽翰笙編劇、應云衛導演的《八百壯士》等，也都直接地反映了中國軍民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事跡。

　　美術界的最突出成就是把漫畫藝術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涌現出一大批著名的作者，也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令人難以忘懷的藝術形象。像葉淺予、張樂平、廖冰兄等都是這一時期涌現出的最活躍的漫畫家，張樂平創造的三毛形象至今仍有生命力。

　　十二、民主黨派的產生和發展

　　與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的民主黨派大都產生于抗戰后期。它們在政治上不滿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但也不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試圖在國共兩黨之間或之外尋找到一條通往民主共和的新路。主要的民主黨派有下述幾個：

　　中國民主同盟。其前身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于1941年，其成員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抗戰后期一直比較活躍，1944年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后，最先發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呼吁，并提出和平建國的10條政治主張。1945年10月，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會議提出要將中國建設成一個“道地的民主國家”，并期望以蘇聯的經濟民主去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一種“中國型的民主”。為達到這一目的，徹底清除民主的障礙，徹底消除內戰的危機，在政治上，實行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司法獨立、地方自治，充分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在經濟上，實行計劃經濟，以國家的力量促進工業化，消滅貧富差別，保障人民在經濟上的平等;在軍事上，實行軍隊國家化，軍人絕對不得干預內政，任何黨團組織均不得擁有武裝力量，軍隊中也不得存在任何黨團組織;在外交上，保障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與各國和平相處，與美、蘇、英互相合作。在此后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及內戰早期，民盟雖然繼續保持中間路線，但基本上與中共密切合作，與國民黨進行斗爭，1947年11月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團體，自動解散，中間道路的政治幻想徹底破滅。翌年在香港重組，實際上已放棄中間道路，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九三學社。原名“民主科學座談會”,1944年底成立于重慶。1945年9月3日，為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正式定名為九三學社，翌年5月4日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其成員大都是文教科技界的高級知識分子，主要領導人有許德琦等。其政治主張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反對官僚政治，肅清貪污;反對官僚資本，建立以民生為主的經濟制度，迅速完成國家工業化;學術思想絕對自由，積極普及國民教育。

　　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于1945年12月。它的主要成員為民族工商業者，主要發起人有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其政治主張，除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外，在政治體制上，由直接普選產生各級議會，由議會行使各級政權的職權;在經濟上，實行經濟民主，發展民族資本，反對官僚壟斷資本;在外交上，對蘇美采取平衡外交政策，自稱“不右傾，不左袒”，只是想替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上和平奮斗的典型，強調“和平統一，民主集中”基本原則。

　　中國民主促進會。它的基本成員為文教界的知識分子，多為中小學教師和出版工作者，發起人有馬敘倫、周建人、鄭振鐸等。政治訴求主要是要求國民黨改革政權、還政于民，停止內戰，撤退外國軍隊，重新制定憲法，實行普選，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以上這些民主黨派均于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重要參政黨。

　　十三、抗日勝利與重慶談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取得勝利。蔣介石為了爭取準備內戰時間并把內戰責任轉嫁于共產黨，在美帝國主義授意下，決定玩弄一次和平陰謀。1945年8月中、下旬，蔣介石一連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中國共產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并在爭取和平的過程中戳穿美蔣反動派的假和平陰謀，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于8月28日由延安飛至重慶。經過43天的談判，在1945年10月10日，公布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其中心內容有：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結束國民黨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保證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等。但是，蔣介石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并妄圖在“統一軍令”、“統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以致無法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雙十協定》公布后，蔣介石仍然向解放區發動進攻，這就在事實上充分暴露了美蔣的和平陰謀，教育了全國人民，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的主動。

　　十四、解放戰爭和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終結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全面內戰。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軍粉碎了敵人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蔣介石對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西北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6月，劉鄧大軍渡過黃河，挺進大別山，開始我軍的戰略反攻。

　　1948年秋，國民黨被迫實行重點防御，1948年9月，濟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決戰的序幕。1948年9月12日，東北野戰軍發起了遼沈戰役;9月16日，淮海戰役打響;12月上旬，平津戰役發動。三大戰役的勝利，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取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里長江上發動渡江戰役。23日，占領南京，宣告國民黨在大陸反動統治的滅亡。此后，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全國進軍，到1949年底，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

　　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和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等一系列方針政策;闡述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和政策。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總結了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闡明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轉向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必然性，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