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華就要大膽地展示
　　1984年，現中國科技、當時還是同濟大學力學系研究生的萬鋼，登上了前往德國的飛機。
　　在德國第一件事，就是跟同伴一起到克勞斯塔爾大學的外辦，了解學習計劃的安排。
　　當時，外辦的老師提出，作為外國留學生，首先必須參加PNDS考試(德語入學考試)。考試每半年舉行一次，他必須要等到秋季參加考試通過后才能開始他的博士學業。
　　萬鋼當場就很自信地表示：自己的德語這么好，為什么一定要考試？一定要等這么久才開始正式的學習？
　　外辦的老師表示懷疑，來該校就讀的留學生不知道有多少，還從來沒人敢說自己德語好到不需要考試的地步。但經過萬鋼用德語毫不妥協的“攻關”之后，外辦老師最后只能表態：“如果你真覺得不需要考試，那去跟幾個教授談談，看看是否可以免試。”
　　萬鋼自己總結說：“在該自信的地方就一定要敢于自信，不過分謙虛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有才華就要大膽地展示。”
　　潘杰客初到美國為什么會被看不起？　
　　北京華商會監事潘杰客的人生事業非常開放，他做過國家建設部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當過鳳凰衛視的主持人、還創業當過老板，也做過職業經理人。但是他初到美國時，卻被身邊的同學所看不起。
　　潘杰客剛去美國時，住在美國的父母家里，吃、穿、用都依賴父母。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再習以為常不過了。但是，潘杰客晚上去英文夜校補習外語時，卻發現周圍的同學都看不起他，并且孤立他。
　　“我特別驕傲地跟人說我父親是康奈爾大學畢業的，英文特別好，我還說我父親教我英文。結果這些同學對我不屑一顧，說：“我們英語不行，可我們一樣能打工，然后到夜校讀書。你竟然還有優越感？你都是靠別人啊！”
　　最后，潘杰客不得不改變自己：“我在家里住了三個月就搬出來，住在紐約的地下室，因為地下室便宜，并且還在快餐店送外賣養活自己。我覺得，如果我再接受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幫助，就是一種恥辱，因為美國的文化是18歲就開始靠自己，我那時30歲了，所以我必須靠自己。”
　　這樣來看西方國家的家庭教育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他們淡化家庭之間互相依附的關系，培養孩子獨立、自立的意識和能力，個性的文化正是其教育觀的體現；另一方面，他們尊重普遍性的人性和人權，實際上也就是尊重孩子的基本權益，并引導孩子養成這樣的價值觀。
　　自立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別人的幫助，而是強調自主，不成為他人的附屬物。獨立也不意味著排他性或者封閉性，不去過分學習和借鑒成功者，只是強調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克服消極浮躁的心態
　　前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曾回憶道，1973年，他被派到廣西南寧第四中學當數學老師。他高中都沒有畢業，但他必須去給一群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學生上課。有人這樣問他：“你在講臺上如何能夠自信？”
　　湯敏的回答是：克制情緒，保持樂觀，然后自學。他經常是“上周自己剛自學完，這周就要給學生上課”。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廣西考區對考生的年齡限制是25歲，湯敏已經24歲了。他很想參加高考，可有三個原因在向他說“NO”：第一，沒有把握，除了數學自學過外，英語、物理、化學都沒學過；第二，朋友家人不支持，因為他已經有份穩定的教師工作，普通師范大學畢業也不過當一個中學老師；第三，面子問題，和學生一起考試，壓力很大，如果考不過學生或者考砸了，肯定很丟臉。
　　人要做成什么事，就不能有那么多的疑慮，人生難免有些尷尬，關鍵在于保持心態的良好和積極，湯敏這樣認為。最后，他參加了考試，并且改變了自己的一生，最終成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主動規劃自己
　　阿爾卡特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劉江南剛進公司時，他發現公司里每個人都忙忙碌碌，像機器一樣定期把自己的工作和業績變成表格上的數字，逐級上報直至變成公司的報表。而公司的幾個核心人物再根據這些數字，把好的產品分出來拿到市場上去賣。而他來公司快一個月了，還不知道自己應該干什么。參加了幾次公司的業務會，滿篇的專有名詞，弄得他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我甚至懷疑，阿爾卡特是否找錯人了。
　　劉江南認為“在這樣的公司里，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曾找到公司總裁，但是“總裁說他很忙，顧不上細想他的事……”劉江南意識到，“自己不是這個專業出身，在這樣技術很強的公司里，能有什么作為？”經過思考，劉江南認為“要以非常態的作為使自己進入常態”，就必須策劃一件“公司上下都認為不可能的大事”。
　　劉江南的計劃就是讓中國的會見公司的最高領導——這是一個“乍看起來有點像鋌而走險，但仔細想想實際上是一項風險極小而獲利極高的策劃”。后來，當CCTV播放中國接見阿爾卡特公司董事長的新聞時，劉江南一下子受到了公司高層的認可。
　　許多人的人生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對自己的人生缺乏主動策劃，或者缺乏有效的策劃，因此總是被命運和生活所奴役，不能自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