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鱷魚文》原文閱讀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jù)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歸容，以生以食，鱷魚朝發(fā)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丑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鱷魚文》原文翻譯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韓愈派遣部下軍事衙推秦濟，把一只羊、一頭豬，投入惡溪的潭水中，送給鱷魚吃，同時又警告它：

　　古時候的帝王擁有天下后，放火焚燒山嶺和澤地的草木，用繩索去網(wǎng)捉、用利刃去刺殺，以除滅蟲、蛇等那些給人民帶來危害的動物，并把它們驅(qū)逐到四海之外去。到了后世，帝王的德行威望不夠，不能統(tǒng)治遠方，于是，長江、漢水之間的大片土地只得放棄給東南各族;更何況潮州地處五嶺和南海之間，離京城有萬里之遙呢?鱷魚潛伏、生息在此地，也就很自然了。

　　當今天子繼承了大唐帝位，神明圣偉，仁慈英武。四海之外，天地四方之內(nèi)，都在他的安撫統(tǒng)轄之下。更何況潮州是大禹足跡所到過的地方，是古代揚州的地域，是刺史、縣令治理的地區(qū)，又是交納貢品、賦稅以供應皇上祭天地、祭祖宗、祭神靈的地方呢?鱷魚是一定不可以同刺史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

　　刺史接受天子的任命，鎮(zhèn)守這塊土地，治理這里的民眾，而鱷魚竟敢不安分守己地呆在溪潭之中，占據(jù)一方吞食民眾、牲畜、熊、豬、鹿、獐，來養(yǎng)肥自己的身體，繁衍自己的后代，與刺史抗衡，爭當統(tǒng)領一方的英雄。刺史雖然駑鈍軟弱，又怎么能向鱷魚低頭屈服，膽怯害怕，給治理百姓的官吏丟臉，并在此地茍且偷安呢?而且刺史是奉天子的命令來這里當官的，他勢必不得不與鱷魚講明道理。

　　鱷魚如果能夠知道，可要聽刺史我的話：潮州這地方，大海在它的南面。大到鯨魚、鵬鳥，小到蝦子、螃蟹，沒有不在大海里歸宿藏身、生活取食的。鱷魚早上從潮州出發(fā)，晚上就能到達大海。現(xiàn)在，刺史與鱷魚約定：至多三天，務必率領那批丑陋的同伙南遷到大海去，以躲避天子任命的地方官;三天辦不到，就放寬到五天;五天辦不到，就放寬到七天;七天還辦不到，這就表明最終不肯遷徙了。這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肯聽他的話。不然的話，就是鱷魚愚蠢頑固，雖然刺史已經(jīng)有言在先，但還是聽不進，不理解。凡對天子任命的官吏傲慢無禮，不聽他的話，不肯遷徙躲避，以及愚蠢頑固而又殘害民眾的牲畜，都應該處死。刺史就要挑選有才干有技能的官吏和民眾，操起強硬的弓弩，安上有毒的箭鏃，來同鱷魚較量，一定要把鱷魚全部殺盡才肯罷手。可不要后悔啊!

　　《祭鱷魚文》原文賞析

　　《祭鱷魚文》，《韓昌黎文集校注》中原名《鱷魚文》，但在《古文觀止》中，則用此篇名。這是由于不少論者認為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對鱷魚的檄文。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將《鱷魚文》寫成《祭鱷魚文》或《驅(qū)鱷魚文》。(陳新璋《也談韓愈驅(qū)鱷及其“鱷魚文”》)

　　公元819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觸怒了唐憲宗，幾乎被殺，幸虧裴度救援才被貶為潮州刺史。據(jù)《新唐書·韓愈傳》說，韓愈剛到潮州，就聽說境內(nèi)的惡溪中有鱷魚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寫下了這篇《祭鱷魚文》，勸戒鱷魚搬遷。不久，惡溪之水西遷六十里，潮州境內(nèi)永遠消除了鱷魚之患。這一傳說固然不可信，但這篇文章仍不失為佳作，體現(xiàn)了韓愈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雖然短小，卻義正詞嚴，跌宕有力。又，一般祭文的內(nèi)容都是哀悼或禱祝，此文卻實為檄文，如興問罪之師，這也是韓愈為文的大膽之處。正如曾國藩所評：“文氣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但彼以雄深勝，此以矯健勝。”

　　《舊唐書·韓愈傳》載：“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shù)丈，食民畜產(chǎn)將盡，于是民貧。居數(shù)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shù)日，湫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無鱷患。”正是這一百來字的記述，加上韓愈的《鱷魚文》，就在“韓愈驅(qū)鱷”這件事上，千百年來引發(fā)了學人幾無窮期的紛爭，歷來褒貶不一。褒之最高的，當推蘇東坡，貶之最低的，應是王安石。

　　許多文人學士對韓愈驅(qū)鱷稱頌備至。蘇東坡在韓碑上贊揚韓愈：“約束鮫鱷如驅(qū)羊”， “能馴鱷魚之暴”。明宜德年間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韓祠之記》中稱頌韓愈“存恤孤煢，逐遠惡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則在《謁韓文公祠》詩中說：“驅(qū)鱷文章非異術，化民詩禮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眾與學人則更抱贊賞與感激的態(tài)度。因此，驅(qū)鱷行動成為宋代以后潮人尊韓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清乾隆間人李調(diào)元在《題韓祠詩》中寫道：“官吏尚鐫鸚鵡字，兒童能誦鱷魚文。”

　　王安石在《送潮州呂使君》詩中告誡當時的潮州太守呂說：“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后世批判審問者很多，言辭越發(fā)激烈。胡他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鱷魚遠徙六十里的神語，是韓愈自造的。”1979年，吳世昌則在《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試論韓愈其人》中評說《鱷魚文》“真是中國文學史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一篇杰作，這樣的神話實在編得拙劣可笑，無聊之極”。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說韓愈“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宮，竟把一種渾渾噩噩的野生動物，當成談判的對象。要同他們進行‘談判’已經(jīng)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種‘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的勁頭，簡直就是古代中國的‘堂·吉訶德’了!”

看完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