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商務——“樣樣學，樣樣不精”

　　但電子商務專業誕生之初，就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其缺乏充分的實踐資料和理論基礎。事實證明，不少高校扯著“電子商務”大旗招生，但在課程上僅僅是計算機課程和經濟管理課程的簡單堆砌，導致學生“樣樣學，樣樣不精”。2008年教育部電子商務教學指導委員會提出“電子商務知識體系”模塊，指導各個高校的電子商務課程建設，顯然是在為之前的倉促埋單。2011年團購網站集體低迷，電子商務第三次浪潮已經到來，這一次動蕩持續時長也將考驗社會對電子商務專業的熱情。

　　社會學——十大最悲哀的學科之一

　　“我學社會我賢惠，終身貢獻居委會。”在2010年走紅網絡的日志《一條狀態引發的專業爆炸》中，學生們如是吐糟社會學。與大多數研究上層建筑的人文類學科相似，當下的社會學專業已成為社會的“雞肋”。

　　因為其百家爭鳴的理論學派和深入生活的田野調查，更因為它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的普世情懷和現實意義，社會學曾一度受到年輕學子的青睞。然而因為種種緣故，直到1979年，中國的社會學才真正發展起來，至今在社會上的影響度和認知度也不高。更讓人灰心喪氣的是，目前國內的社會學正淪為閉門造車的“政治修辭學”——部分學者每天只會扛著遠離社會學精神的口號滿街亂竄，向國家騙取經費，然后足不出戶就完成毫無現實意義的學術報告。

　　在某網絡媒體制作的“中國大學現今十大最悲哀的學科”中，社會學榜上有名。學社會學的人，或是遠離了社會，或是無法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即使是提出來解決問題的辦法，放到中國的環境里，這些方法也統統失效。這不得不說是整個學科的悲哀。

　　數學——連雞肋都不如的專業

　　曾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僅是許多學子選擇專業的金科玉律，更是報效祖國和建設“四化”的基本要求。與此同時，在華羅庚、陳景潤等著名數學家的影響下，數學、物理學等基礎學科十分吃香。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經濟中國登上舞臺，實用主義大行其道，“有用”成為大學生選擇專業的首要考慮因素。相對于金融學、市場營銷和國際貿易等專業，數學顯然成為“沒用”的專業。再者，90年代后期計算機與互聯網開始勃興，過于復雜的數字計算都能通過計算機解決，日常需要的計算能力早在高中階段就能掌握。所以，數學成為連雞肋都不如的專業。

　　然而，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顯示，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僅為3.27%，相當于日本、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反問，“現在哪個學生有很強的說理能力?有多少人考慮問題時不是觀點先行，沒有經過嚴密論證?”數學等傳統學科的缺失，導致當下的年輕人鮮有獨立思考和思辨的能力，這一點，又有哪個新型學科能彌補?

　　公共事業管理——畢業生成看守草料場的林沖

　　“公管公管，東管管，西管管，‘大內總管’最后來個撒手不管。”在各大高校的網絡論壇里，關于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質疑比比皆是。戲謔之言并非空穴來風，這個專業正處于“寬進窄出”的尷尬境地。

　　1999 年，東北大學和云南大學率先在全國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本科生。隨后五年，開設該專業的院校更是由57所擴展到300多所。一時間，這個“舶來專業”在國內成了人人爭搶的香餑餑，它也在眾人的追捧中不斷吸收進體育、文教、衛生、環保等專業知識，貪婪地成長。急速的膨脹往往意味著囫圇吞棗，在十多年的發展后，公共事業管理成了一個博而不精的專業“怪胎”。大學四年下來，學生們習得的管理知識只有半桶水，其他專業知識也只有半桶水，兩者難以融為一桶受市場歡迎的“瓶裝水”。更為嚴峻的是，教育部對該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能在公共事業單位從事管理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但是，在中國，要從事公共事業管理，那只有千軍萬馬闖過公務員考試這條獨木橋。因為除了進入官方體制，當下中國并沒有多少NGO組織，更談不上社會自治和公民社會，而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畢業生也只能淪為看守草料場的林沖——英雄無用武之地。

　　哲學——幾乎沒有直接對口崗位

　　2011年，浙江大學5000多名本科畢業生中，出自哲學系的只有3人。這也是自2007年浙大實行大類招生和自主選擇專業的第一屆畢業生。在此之前的上世紀80年代，浙大哲學系最多的時候一年曾達到近百名畢業生，而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也能保持每年30名左右。

　　1977年恢復高考時，哲學是大家競相報考的熱門文科類專業。這一年南京大學800多名新生里，哲學一個專業就有70多人，幾乎占整個招生人數的十分之一。一方面，在那個知識和選擇都匱乏的年代，越基礎的科目越有市場，甚至是越時尚;另一方面，在那個大學生還包分配的年代，學生基本上沒有就業壓力，所以選擇專業都憑借興趣。

　　然而，經歷了一段短暫的哲學熱后，80年代中后期，哲學專業面臨法學、新聞學等新潮專業的沖擊。不僅如此，學生也從思考社會、國家的理想主義轉向創業、留學等實用主義，而好壞專業的衡量標準也只剩下就業這一條了。浙江工商大學哲學系主任宋道發無奈表示：“哲學系本科生幾乎沒有直接對口的崗位，只能和中文、新聞等專業‘搶飯碗’。”這似乎是中國哲學系學生的真實寫照。

　　歷史——美好時光一去不復返

　　民國時，恰逢亂世，人們有強烈認清自己的意愿，而歷史學的作用恰如英國史學家科林伍德所說“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所以，這一時期，中國出了很多著名的史學家，如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胡適、唐德剛等。新中國成立以后，史學不再是個香餑餑，一方面由于政治因素，史學背離了其客觀記錄歷史的軌道，成為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工具。真正做學問的史學家如陳寅恪被扣上“偽科學”“假權威”的帽子。晚年的陳寅恪甚至被趕出居住了16年的康樂園，在孤苦中黯然辭世。

　　歷史學的美好時光一去不復返。即使到了今天，近代史和現代史里面還有太多“不可說”。另一方面，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理想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淡，歷史這種幾乎全無用武之地的專業，愈發被冷落起來。

　　表面上看，近些年穿越劇、宮廷戲、戲說歷史的節目和書籍火爆，消費主義似乎救了歷史一命，但其背后的悲涼似乎只有史學者自己明白。除了遙遠的康熙雍正可以反復意淫，對于正在發現的歷史，他們力不從心。只能看著高華漸行漸遠的背影，一聲嘆息。

　　國際經濟與貿易——一時大熱冷于“危機”

　　《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排出的本科就業十大紅牌警告專業(失業量較大、就業率較低、薪資較低，為高失業風險型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赫然在列。

　　早在建國初期我國部分高校就設置了國際貿易類專業，然而當時外貿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并未形成太大影響。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國際商務、工業外貿等專業迅速成為熱門專業。1998年原國家教委將上述四個專業調整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如此合并而來的專業，學習內容紛繁龐雜，包括經濟學、統計學、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會計學等等。2001年，中國加入WTO，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一時大熱，吸引大量的學生涌入。

　　但這個專業并沒有持續堅挺，一來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并不景氣;二來在20世紀90年代各高校紛紛跟風開設該專業，培養出來的學生量大質堪憂。

　　英語——脫離交流工具的本質

　　自2009年麥可思研究院撰寫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首次公布以來，英語本科專業連續三年都被列進就業紅牌警告榜單。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這樣的社會環境背景下，英語一直以強勢面貌出現。其中有兩個很明顯的英語熱潮，一是1990年前后自費留學教育的逐步開放，讓考“TOEFL”和“GRE”成為當時潮流;二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前后的幾年時間內，英語教育受到國家自上而下的推動，在民間受到歡迎。

　　在中國，英語作為第一外語，獲得了官方默許的肯定，但這種肯定已經脫離了英語作為一種交流工具的本質——想想看，即使你報讀古漢語專業研究生也要通過英語的考試。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實行本土化策略，人民幣升值抑制中小企業出口，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缺乏增長點。當英語失去了職場“光環”后，人們開始懷疑英語教育在中國的模式是否恰當。

　　文學——“就業面寬”優勢成劣勢

　　無論是傳統文學的衰頹，還是網絡寫作的風靡，似乎都與大學的中文系無關。北大中文系主任陳平原在回顧中文系的輝煌時曾說：19世紀以前的大學，人文學科是中心，30年前，文科考生首選中文系。但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崛起，人文學科逐漸被邊緣化。

　　中文系教育本身也矛盾重重：號稱“不培養作家”的中文系，以《文學史》、《文學理論》等為主要教材，將“文學”徹底知識化、模式化，并在脫離文學本身創造性和想象性的路上越走越遠。很多學生畢業的時候，連基本的寫作能力都不過關。忽視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人文學科本身就業指向性不明顯等諸多因素，直接導致了中文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就業面寬”的優勢也隨著專業細分、就業市場不斷被分割而成了劣勢。

　　表演藝術——“重術輕道”聲譽日下

　　“藝考熱”的背后折射出不少隱憂：且不論這九成“炮灰”，即使是那幸運的1%，也未必能如趙薇、章子怡等成為“明星”，不少畢業生都迫于生計而選擇另謀生路。高校擴招、藝術院校增多、劇院企業化等諸多因素，讓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2011年，北京電影學院教師隋蘭曾發微博炮轟考生素質低，竟不知四大發明為何物。同樣，在專業素養上，比起能吃苦、忍得住寂寞的前輩們，如今的表演系學生實力也很有差距。另一方面，龔琳娜、旭日陽剛等人的意外走紅，也讓如今的演藝圈逐漸“重術而輕道”，很多人妄圖借媒體炒作、潛規則等投機方式上位。2012年2月，出品人楊子在微博上公開了一封來自陌生女子的求“潛規則”私信。此舉再次將演藝圈“潛規則”橫行的行業內幕揭開，行業聲譽每況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