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古詩詞鑒賞：《高陽臺》

　　壽陽空理愁鸞，問誰調玉髓，暗補香瘢?細雨歸鴻，孤山無限春寒。離魂難倩招清些，夢縞衣解佩溪邊。最愁人、啼鳥清明，葉底清圓。

　　古詩詞鑒賞：

　　這首詞可看作吳文英詠物詞的代表作。詞在題面上為詠梅，但大多數詞評實都認為在寫花的同時也在寫人，即懷念杭州的亡姬。本詞上片抒寫梅花飄落在野水荒灣而引起的的哀婉之情，下片化用壽陽公主梅花妝及江妃解佩典故，為逝去離魂唱出招魂曲，同時寄寓著悼念惋惜的深意。其中也寄托了傷逝懷還的感情。由于這首詞用典特別多，所述的情事和旨意比較隱晦，故本詞歷年來褒貶不一，對此評價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否定的意見認為“雜湊”、“斧鑿”、“不連貫”;肯定的意見則以為“合數典為一典”是這首詞的特色，且“既幽怨，又清虛”。但總的來說，該詞還不失為一首托物詠懷的好詞。全篇寫景用詞有些晦澀，不太容易把握總的意境和思想脈絡，這不能不說是個缺點。但若詳細參詳一翻，還是可以讀明白的。聯系全詞脈絡的是一股感情的潛流。開頭三句直接描寫落梅的顏色和資質，用筆空錄。“無人”句補出背景，那仙姿綽約的幽韻冷香的梅花竟飄落在孤寂無人的野水荒灣，境界清曠凄寒。“古石”兩句由落寫到埋，并用鎖骨菩薩之典故來顯示梅的高貴。“南樓”以下六句續寫各處梅花均飄零的情景。下片用三個與梅花相關的典實暗寓梅花飄落瘞埋而無處尋覓，為落梅和亡妾唱出凄哀的招魂曲。結拍用“綠葉成蔭子滿枝”來表現天地終究無情而人自多情的感嘆。其中有著很深的哲理。

　　高考古詩詞鑒賞：《正月三日閑行》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

　　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

　　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

　　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古詩詞鑒賞：

　　唐詩中，最有南方印記的山水，莫過于“橋”了。而橋最多，被寫得最多的，又莫過于蘇州。橋景，不僅是最有特色的蘇州山水，也是蘇南景致最突出、最有個性的地方。在寫蘇州的橋的詩中，張繼的《楓橋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詩美了，以致顧頡剛這么說：“山東王子容來游寒山寺，大懊惱，謂受詩人之騙。”

　　白居易有詩吟道：“何似姑蘇詩太守，吟詠相繼有三人”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唐代三位著名詩人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都在蘇州當過刺史。白居易是在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的，而在寶歷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蘇州刺史。白居易在蘇州任上，寫有不少吟哦姑蘇的好詩，其中《正月三日閑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詩之美即在一閑字，認真玩味起來，還真的具有經典的意義。如果說張繼的楓橋詩美在一種孤獨情感，而白居易此詩則美在一種閑適狀態。《正月三日閑行》娓娓吟道：

　　此詩寫在白居易蘇州刺史任職時。長慶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長慶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陽，僅僅十一個月后，即寶歷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蘇州刺史，至白居易離開杭州，就任蘇州刺史，寶歷二年十月，因病罷職。《舊唐書·白居易傳》載云：“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可見白居易此次到蘇州任職，與其在朝廷的處境有關。詩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適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為遠離朝廷是非，遠離正在興起的朋黨之爭，而蘇州則人情融洽，故而詩人的精神狀態也便特別閑適，有他自己的詩為證：“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酤;高聲詠篇什，大笑飛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為何如?”(《馬上作》)詩中生動描寫了詩人詩酒適意、唱和酬酢的閑情逸致。正月陽暖，早春時節，氣候宜人，風光格外秀麗，街市特別繁華，故而心情也愈發輕松。于是，才寫罷《錢塘湖春行》(膾炙今人之人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閑行》。

　　據孟二冬“中唐詩歌年表”考，白居易寶歷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蘇州刺史，時年54歲，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寶歷二年二月，落馬傷足，臥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傷，請百日長假，九月初，假滿，罷官。十月，發蘇州，與劉禹錫結伴游揚州、楚州。[2]P305-306 故而筆者斷定，《正月三日閑行》詩寫作于寶歷二年正月，白居易時年55歲。孟二冬的詩歌紀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時期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閑行》卻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將此詩確認為白居易的力作。

　　白居易在蘇州期間比較短暫，似乎還常在病中，其實乃小病大養。白居易曾有《詠慵》詩云：“嘗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彈琴復鍛鐵，比我未為慵。”一生都在慵懶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懶，詩人已經無心長進，心閑而百閑了。故而，此時他的閑適詩的數量大增，而且此時的詩中多“閑”字，連題目也往往以“閑”字作，如《郡中閑獨寄微之及崔湖州》、《閑園獨賞》、《閑臥寄劉同州》、《城東閑游》等。“閑”是他的一種狀態，“閑”也是他的一種情調和境界，因此，我們從“閑”上著眼和發掘，方可真正讀懂此詩，讀懂白居易的此在狀態。

　　《正月三日閑行》詩首聯巧用地名：黃鸝為坊名，烏鵲乃河名和橋名。烏鵲橋，是蘇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橋，與闔板城同建，距今已有兩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門前直街，因春秋時吳王在此建烏鵲館而得名。這是一座集政治、經濟、文學和建筑藝術于一身的名橋。據史書記載，此橋原為周武康石建造，整體彤紅，端正聳峙，如瓊雕玉鑿，烏鵲橋拱之頂，與玄妙觀內三清殿屋脊對峙，甚是壯觀。此橋與城中其它橋梁相較，大有鶴立雞群之勢。烏鵲橋一直成為歷代詩人墨客競相吟詠的對象。白居易詩中“紅欄三百九十橋”之“紅欄”，顯然是指稱烏雀橋，詩以烏雀橋之個別而代“三百九十橋”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蘇州刺史時，對此橋真可謂情真意篤。黃鸝、烏鵲語意雙關，《正月三日閑行》中詩人巧用地名來寫春意。首聯兩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為重復而其實匠心獨運。詩人率意成詩，仿佛沖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復，無心錘煉，不屑刻意，將一“閑適”的慵懶情態凸現出來。以筆者之推斷：詩中連用兩個“欲”，非詩人情詞枯竭，實乃有意為之也。

　　中間兩聯，巧對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穩。“東西南北”的方位詞對“三百九十”的數詞，妙不可言，以暗寫綠水與河道，東西南北，縱橫交織。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東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覺波光粼粼、源頭綿綿之意。而各色橋等本來就姿態各異，情狀呈獻，又因為“東西南北”的方位，因為橋欄色彩鮮艷奪目，便愈加風情萬種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詩中也有對河道、對石橋的類似的描寫：“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棋布城冊方。人煙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蘇州城的自豪，橋是最蘇州山水的特色標志，蘇州就像一座用橋搭起來的水上城市。蘇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臨水而居，人家前門臨街，后門臨河。河道與街道水陸并行，河街相鄰，而石橋溝通連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構成了一幅“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觀。

　　“三百九十”橋，真可謂千姿百態，詩人不作具體描繪，事實上也無從寫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橋而概寫，極言其多，各色橋等讓人調動起豐富的想象：或狹長如玉帶飄逸，或聯翩如雁陣同列;或貼水如蒼龍浮游，或高隆似鰲背連云;或彎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鳥翼伸展……其橋不僅造型各異，而且陰晴變化，晨昏二殊，橋倒映水中，隨蕩漾的綠水而蕩漾，虛實交映，與自然渾然一體，為環境平添十分的詩情畫意。白居易的《小舫》，則是駕舟水上行的記錄：“小舫一艘新造了，輕裝梁柱庳安篷。深坊靜岸游應遍，淺水低橋去盡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游應遍”，“去盡通”，可見詩人的游興甚濃，去處甚多，而且興酣未盡;而深坊靜岸、淺水低橋的蘇州水城構建的特點，則給了閑適詩人以無窮的尋幽樂趣。

　　水用“綠”，可謂清澈之極;橋用“紅”，可謂絢爛之甚，結合首聯的“黃鸝”之黃、“烏鵲”之黛，復見詩人之匠心矣。黃、烏、綠、紅，色彩鮮艷而明麗，圖畫層次豐富而跳躍，形成生動的形象，足以給人以美感強烈的視覺沖擊。繁彩縟色，爛漫春光。因為是早春，還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開季節，所能見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紅開遍的情景，詩人巧妙地用綠水紅欄來渲染春天，不可不說是對春意的一種刻意追求了，以滿足其精神上的強烈意愿，與首聯的兩個“欲”字也暗中應合。

　　在“鶯欲語”而未語、“冰欲銷”而未銷之時，便有“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顯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緒和狀態。鴛鴦雙雙，甜情蜜意，嬉戲而知水暖;楊柳萬萬，嫩綠飽綻而潤澤，雖然不像是“春風似剪”的二月，卻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謂“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 (唐楊巨源《城東早春》)詩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態，自由自在，心閑如雀躍而又一無用心。

　　于是，詩人在尾聯生出活潑一問答：“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自問自答，作者介入其中，問得漫不經心，問得隨意天真，與杜牧的“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擬以答問，極富情趣。春風來時是早還是晚，是前天還是今日?欲問而問不出個究竟，欲辨而辨不出個界限，然而卻還是問了。也正因為如此一問，方才顯出詩人的機智和幽默，也使全詩頓時充滿了稚趣。此二句屬于“合掌”之筆，強調春天來得不知不覺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牘之勞后，步出官邸，輕松一身、愜意無限的神情也已躍然詩外。

　　比較起唐代其他詩人的詩來看，此山水詩凸顯了江南水鄉的旖旎景色。從全詩的用筆來看，“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東坡語)。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詩人的“閑”心。從審美原理看，心閑而境生。謝思煒研究認為：“在文學的具體的表現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視兩點：一是比喻，一是詩境。” [3]P372 在古代詩人的中，還真的沒有人在詩里像白居易那樣頻繁出現“境”的字眼兒的。而且，把“境”與“閑”同舉，互為關系，如：“意閑境來隨”(《夏日獨直寄蕭侍御》)、“閑中得詩境”(《秋池》)、“唯此閑寂境”(《北亭臥》)、“偶得幽閑境”(《玩新庭樹因詠所懷》)等等，謝思煒統計其詩中之“境”多達四十多次。[3]P373白居易詩詠曰：“幽境雖目前，不因閑不見”(《冬日早起閑詠》)強調了心理的作用，境與心相關，有閑心方有幽境。據日本藤元粹輯《蘇詩記事卷上》東坡：“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詞乃佛家語，若從是句觀之，東坡深慕樂天豁達，是其心閑得下來。閑，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內心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負荷和生活的壓力，其精神絕對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詳從容而身心俱適，進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對詩境的重視，盡管主要是在閑適詩創作中提出的，但顯然也糾正了諷諭詩論僅強調詩歌語言質徑易諭的偏頗。在白居易的全部詩論中也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