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礎知識之發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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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礎知識
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二十世紀40 年代后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它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獨立，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世界上出現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于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對發展問題較有研究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也有一些激進經濟學家試圖去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這就產生了發展經濟學。
在二十世紀40 年代末期至60 年代，發展經濟學主要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
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經濟學家有劉易斯、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羅斯托等人。 強調資本積累的理論，從兩方面發展。
一方面，切納里等逐漸認識到，障礙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只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有必須用來購買進口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外匯儲備的多少。他們提出了兩缺口模式，即國內儲備的不足需用國外資本的流入來填補。
另一方面，舒爾茨等人從智力開發作用的分析，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并非只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
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伯根、劉易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切納里等人，這種看法產生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作用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結構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成就給與了人們深刻的印象；先進的計算程序和高速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 ，使比較復雜的模式的建立和計算成為可能。
切納里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價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價值，主張使用“會計價格”或“影子價格”去校正市場價格對稀缺程度的偏離。他們還從社會邊際生產率的觀點出發，在最優化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去研究計劃和資源配置問題，在一些特定的假設上建立起模式，在數學的意義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后這種模式又向動態規劃、非線性的方向發展。但正如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家泰勒等人自己承認的那樣，模式的實用性是有限的。
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易斯等人也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普雷維希和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工業化；哈伯勒和克爾恩克羅斯等人還依據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從動態觀點分析了國際知識傳播和資本流動問題，得到了國際貿易有益于發展中國家的結論。
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采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戰略。這種戰略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的保護幼年工業論、普雷維希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中心”剝削“外圍”論，以及由繆達爾進一步強調的國際結構具有不平等性質的理論。
20 世紀60 年代中期以后，發展經濟學開始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觀點和方法；更多地采用了經驗分析的方法；較全面地注意到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進一步研究了增長和發展的目標。
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斯特里頓等提出，應當以保證基本需要，而不以國民收入最大化為增長和發展的目標。即在增長過程中，要注意改進衛生、營養和教育等條件，以直接對人力資源產生積極作用。不應當有過多的、不恰當的結構和技術變革以及資本支出，要注意采用減少消費和改進現有技術 等比較簡易的方法去提高生產率。這種看法稱為“基本需要論”。
由于發展中國家早期快速增長后出現了不少問題，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感到，用統一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應當根據各個國家的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赫希曼把這種統一理論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叫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停滯”。
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是新古典學派，其依據的基本思想是傳統庸俗經濟學，和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思想。他們認為發展是漸進的、連續的、累積的過程，這種過程是通過邊際調節來實現的；發展是和諧的、平穩的過程，是以自動的均衡機制為基礎的； 繼續發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樂觀的。
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于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已。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遭遇著田難并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并非都是謬誤。
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
盡管新古典學派是發展經濟學的正統，但西方經濟學界還是有人能以動態的觀點，從互相聯系的因果關系中去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主張。
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占典學派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關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
發展經濟學是二十世紀40 年代后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它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獨立，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世界上出現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于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對發展問題較有研究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也有一些激進經濟學家試圖去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這就產生了發展經濟學。
在二十世紀40 年代末期至60 年代，發展經濟學主要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
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經濟學家有劉易斯、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羅斯托等人。 強調資本積累的理論，從兩方面發展。
一方面，切納里等逐漸認識到，障礙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只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有必須用來購買進口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外匯儲備的多少。他們提出了兩缺口模式，即國內儲備的不足需用國外資本的流入來填補。
另一方面，舒爾茨等人從智力開發作用的分析，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并非只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
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有伯根、劉易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切納里等人，這種看法產生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作用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結構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成就給與了人們深刻的印象；先進的計算程序和高速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 ，使比較復雜的模式的建立和計算成為可能。
切納里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價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價值，主張使用“會計價格”或“影子價格”去校正市場價格對稀缺程度的偏離。他們還從社會邊際生產率的觀點出發，在最優化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去研究計劃和資源配置問題，在一些特定的假設上建立起模式，在數學的意義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后這種模式又向動態規劃、非線性的方向發展。但正如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家泰勒等人自己承認的那樣，模式的實用性是有限的。
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易斯等人也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普雷維希和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工業化；哈伯勒和克爾恩克羅斯等人還依據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從動態觀點分析了國際知識傳播和資本流動問題，得到了國際貿易有益于發展中國家的結論。
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是采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戰略。這種戰略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的保護幼年工業論、普雷維希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中心”剝削“外圍”論，以及由繆達爾進一步強調的國際結構具有不平等性質的理論。
20 世紀60 年代中期以后，發展經濟學開始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觀點和方法；更多地采用了經驗分析的方法；較全面地注意到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進一步研究了增長和發展的目標。
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斯特里頓等提出，應當以保證基本需要，而不以國民收入最大化為增長和發展的目標。即在增長過程中，要注意改進衛生、營養和教育等條件，以直接對人力資源產生積極作用。不應當有過多的、不恰當的結構和技術變革以及資本支出，要注意采用減少消費和改進現有技術 等比較簡易的方法去提高生產率。這種看法稱為“基本需要論”。
由于發展中國家早期快速增長后出現了不少問題，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感到，用統一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應當根據各個國家的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如赫希曼把這種統一理論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叫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停滯”。
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是新古典學派，其依據的基本思想是傳統庸俗經濟學，和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思想。他們認為發展是漸進的、連續的、累積的過程，這種過程是通過邊際調節來實現的；發展是和諧的、平穩的過程，是以自動的均衡機制為基礎的； 繼續發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樂觀的。
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于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已。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遭遇著田難并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并非都是謬誤。
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
盡管新古典學派是發展經濟學的正統，但西方經濟學界還是有人能以動態的觀點，從互相聯系的因果關系中去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主張。
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占典學派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關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