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宗族國家制度向君主專制集權制度轉變的時代。這一時期社會的基本特點是“禮崩樂壞”，君主專制集權制度逐步建立。其特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經濟上，自春秋時期開始，鐵器逐漸應用于農業生產，牛耕得到普遍推廣，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春秋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現了大量的私田;土地甚至可以交換、買賣、租賃，使得井田制開始瓦解。

　　政治上，周天子早已失去了往昔駕馭諸侯的權勢，王室已經衰微，王權旁落，各大諸侯國開始爭奪霸權;各諸侯國內部的卿大夫專權跋扈，新舊勢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紛紛登上歷史舞臺，開始變法改革，建立地主階級的政權，并通過兼并戰爭一統天下。

　　思想上，春秋已經進入了從重視“神事”到重視“人事”，從學在官府到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出現了諸子百家的大論戰，形成了“禮治”、“德治”、“人治”與“法治”的對立。傳統的宗法等級觀念和神權法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拷問與批判，禮法思想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士人階層開始出現，文化教育由神壇逐漸走向人間。

　　“禮崩樂壞”的結果是井田制被破壞，禮制衰落，郡縣制逐漸取代封國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這標志著宗族國家制度開始瓦解，君主專制集權制度逐漸興起。由此，引發了法律制度的變革。尤其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變法改革，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成文法運動。君主專制集權制度法律形態代替了宗族國家制度法律形態。

　　二、法家學派及其主要思想

　　法家是戰國初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法家學派的鼻祖是戰國時期的李悝。按照時間標準，法家學派可以分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

　　前期法家指戰國初期、中期的法家，即新興地主階級通過變法在各諸侯國內爭奪政權時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批判傳統的“禮治”，論證變法的重要性和正義性，探討新興地主階級奪取諸侯國政權的途徑;勾勒出一幅“以法治國”的政治藍圖。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原因，前期法家在思想上多少還受到傳統思想的某些影響，帶有其他各家思想的一些痕跡，如他們在推行法治的過程中，并不完全排斥道德的作用。前期法家大都重視政治實踐，兼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更為關注推行“法治”的實踐問題。因此，前期法家的思想頗具有實踐的色彩。后期法家指戰國后期的法家，即新興地主階級通過兼并戰爭實現全國統一時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韓非和李斯。后期法家已經具備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其思想宗旨是，總結變法奪取政權的經驗和鞏固政權的經驗，在前期法家法律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比較完備的法治理論，作為地主階級的統治理論。因此，其思想更具有理論特色。后期法家認為人們“好利惡害”的本性無法改變，因此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把法律的作用夸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使法家的理論發展到極端。

　　三、春秋末期成文法的公布

　　(一)鄭、晉兩國“鑄刑鼎”事件

　　春秋以前，統治者奉行“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理念，所以法律存于官府，從不向百姓公布。春秋末期的法律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就是鄭、晉兩國的“鑄刑鼎”事件。

　　春秋末期，首先創制成文法的是鄭國的執政子產。《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將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于眾，史稱“鑄刑鼎”事件。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此事件標志著中國成文法的產生。《左傳•定公九年》記載：“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注：“鄧析，鄭國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竹簡，故言《竹刑》。”《竹刑》原為鄭國的鄧析私自編撰的，沒有法律效力，后來經過大家認可，才具有法律約束力。公元前513年，晉國的趙鞅、荀寅將該國的法典鑄在鐵鼎上，公布于眾。這是新勢力在晉國取得政權后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

　　鼎在中國古代是權力的象征，鄭、晉兩國的新興地主階級上臺之后，為了使新法律具有更大的權威性、穩定性和威懾力，為了表示新興地主階級取得政權的合法性，就把新法律鑄在鼎上，公布于眾。

　　(二)“鑄刑鼎”事件產生的社會條件

　　由于春秋末期各個諸侯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而，進入君主專制集權制度的步伐就不一致。鄭、晉兩國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在向君主專制集權制度過渡的道路上就比其他國家先邁進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這兩個國家產生。另外，春秋時期私學大興，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加上鄭、晉兩國之地本來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積帶，具有良好的文化傳統。因此，公布法律之事最早在這里出現。

　　(三)“鑄刑鼎”事件的歷史意義

　　“鑄刑鼎”事件宣布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中國宗教國家法律形態的結束和成文法的誕生。從此，開始了一種新的法律形態——君主專制集權法律，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拉開了春秋戰國時期成文法的序幕。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進行變法改革，公布法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成文法運動。成文法的頒布，還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序幕，為歷代王朝的法制發展奠定了基礎。